瘟疫：诗人的千年之痛（上）
杜甫遭遇瘟疫之痛。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周瑜死于瘟疫。
□马琳
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占卜瘟疫的文字。《小屯殷虚文字乙编》里，巫师卜问商朝大王是否染上瘟疫，又卜问瘟疫是否会蔓延流传。《诗经·小雅》中记载，公元前781至前771年，周幽王时期“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疫，民皆疾也。”自晋代葛洪著《抱朴子》中所言“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开始，瘟疫一词逐渐成为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以至于后来北宋官修韵书《集韵》中直接解释“瘟，疫也。”
哪怕我们就从周幽王时期的公元前781年算起，2800多年间所发生的数不清的瘟疫，已经足以让我们感受到这片土地的伤痛，以及土地上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的艰辛。
曹操赤壁之战退兵源于瘟疫？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百年间暴发瘟疫竟有数十次，赤壁之战、吕蒙袭荆州、江陵之战时皆有瘟疫发生。汉末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有这样的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全国人口只有1600万左右，约为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时人口的四分之一。除去战争、饥荒等原因，瘟疫是最大的祸首。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的这首《蒿里行》，描述了建安初年战争、瘟疫、饥荒下的百姓遭遇，其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便是瘟疫的真实写照。
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惊心动魄。《三国志》中，对于这次战役的描述几乎是极简的：“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于是我们发现，曹操败于刘备不假，而真正迫使曹操退兵的却是南方的瘟疫。无独有偶，还是在《三国志》中，我们发现曹操战后给孙权的一封信：“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是自我解嘲，还是真有其事？无论这胜败的公案如何说辞，瘟疫都无可否认地成为了曹操统一之路上那只硕大的“黑天鹅”。
建安十五年（210），周瑜因瘟疫病逝于巴丘，享年36岁。
建安二十二年（217），瘟疫肆虐整个北方。这一年，曹植在他的《说疫气》一文中这样写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建安七子中五人染疫病而亡
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植的朋友们——建安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徐干、应玚、刘桢五人皆因沾染疫病而亡。
还是这一年，曹植为被疫气所亡的好友王粲写下了《王仲宣诔》。悼文开篇为序，哀伤之情深折：“呜呼哀哉！皇穹神察，哲人是恃，如何灵祗，歼我吉士！谁谓不庸？早世即冥，谁谓不伤？华繁中零，存亡分流，夭遂同期，朝闻夕没，先民所思。何用诔德？表之素旗。何以赠终？哀以送之。”先述其三代家世渊源、功名显赫，次述其德行才智，再哀其征行途中沾染瘟疫不幸病亡。而“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之语，二人情谊之密切，可见一斑。友人的英年早逝，对于曹植而言，岂止一个“呜呼哀哉”能够喊出他的痛苦！
同样作为王粲的知己，曹植的哥哥曹丕在王粲的丧礼上号召同行者一起学驴叫为王粲送行的情境，被《世说新语·伤逝》记录下来：“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生前乐观诙谐爱学驴叫的王粲，死后得到了友人们心灵相通的唱和作别。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悲鸣？
致五子皆亡的这场瘟疫，前后蔓延数十年之久。后来曹丕也不忍回忆：“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无论平头百姓，还是名士豪门，夭折短寿，是为正常。加之纷争割据、刀兵连年，建安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晦暗与悲怆的时代。
我们说建安，就会说起魏晋风度；一说魏晋风度，就会冒出“袒胸露乳”“披肩散发”“狂傲不羁”“形骸放浪”的标签。这些不合情理甚至近于怪诞的行为举止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秘密——瘟疫。为防瘟疫之伤寒，建安士人多服“五石散”，此药热烈，易生幻觉，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的何晏在服药后便有“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之说。因此，我们所艳羡的那些通脱与旷达，或只是他们于瘟疫横行里生出的畸形的自由。
杜甫的儿子及表兄都曾患瘟疫
“呜呼哀哉！有兄子曰：甫，制服於斯，纪德於斯，刻石於斯。或曰：岂孝童之犹子欤？奚孝义之勤若此？甫泣而对曰：“非敢当是也，亦为报也。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后乃知之于走使。甫常有说于人，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这是杜甫所写《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一文中的结尾部分。这篇墓志铭中仅有的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诗人童年境遇的门。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时的生活环境与接触到的人、事、物，极大影响着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与人生轨迹。
杜甫出生后不久，母亲去世，父亲续娶卢氏。开元二年（714），三岁的杜甫，被寄养在位于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的姑母家中。姑母对他视为己出，疼爱有加。姑母的孩子年龄略大，是为表兄，与杜甫作伴，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惜好景不长，时疫横行洛阳，杜甫与表兄双双染病。姑母寻方问药，心急如焚，后来有巫医指点，靠房柱东南侧睡觉就可能痊愈。姑母念及侄子可怜，便将原本睡在房柱东南侧的儿子与杜甫调换。时隔不久，杜甫奇迹般地痊愈，而姑母的亲生儿子却在瘟疫中不幸死去。长大成人后的杜甫，每念及此事，都情不能已。瘟疫、病痛，幼时的这些经历，让杜甫一辈子刻骨铭心；慈爱、恻隐，更为他的诗歌打上了一层厚厚的人文主义底色。
一般来说，“铭”是需要押韵，但为什么杜甫作此“铭”而不押韵呢？因为要押韵，就得进行文字的修饰。为什么杜甫不对此“铭”进行修饰呢？因为情到深处、“丧言无文”。在《孝经·丧亲章》中，有“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对孝子杜甫来说，姑母就是他的母亲，不仅给了他无私的爱，还给了他生命，且这生命还是用姑母亲生儿子的生命换来的！
杜甫生活的中唐时期，瘟疫十分频繁。仅从他的诗歌里，我们可以看到——衡阳一带的瘟疫致使河湖污染：“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长江流域的瘟疫让他困于疟疾年复一年：“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春”；江南瘟疫肆虐之下被流放的老友李白可还安好：“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南方大部的瘟疫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南方瘴疠地，罹此农事苦”……
乾元二年（759）初冬，杜甫流落同谷，生计惨淡。有《同谷七歌》组诗，尽写穷愁绝境：“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天寒地冻之时，可怜食不果腹；“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面对妻儿染病，茅屋四壁皆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兄弟离乱分散，姊妹骨肉难亲；“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纵使彻夜难眠，徒自空留浩叹！
其实，杜甫流落同谷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个多月。但就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他们仍然遭遇了瘟疫。儿子的病重，更让本就潦倒无靠的生活雪上加霜。求医无果之际，杜甫想起附近清冽的玉绳泉水，或可救命，果然汲水煮药给儿子喝了后，病马上就好了。杜甫迅速将事情告知附近村民，好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十里八乡，妇孺皆知。从那以后，很多人遇到家中小孩病重，都会跑来玉绳泉接水，为孩子煮药治病。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杜甫儿子的瘟疫，应该就是饮用水被污染所致。一旦换成干净的水来饮用，瘟疫自然就被阻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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