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专栏 远去的物事系列散文 煤油灯的熄灭 安黎
安黎专栏
安黎，原籍陕西耀州，现居西安，为《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600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丑陋的牙齿》《耳旁的风》等十余部书籍。曾获柳青文学奖、西部文学奖、黄河文学奖、西安文学奖等。诸多作品或被编入语文辅导教材，或被《作家文摘》《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有数十（部）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蒙古文等多种文字，在相应的国家和地区刊发出版。
黑夜里，有一盏煤油灯亮着，人的心里就踏实许多，不再那么恐慌。
煤油灯弥散的世界光亮，实在过于幽微，只能照亮灯下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尽管如此，它却能给一家一户的夜生活，徒增更为丰富的内容：母亲或纺线织布，或缝衣做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大多是在昏黄幽暗的煤油灯下完成的；孩子趴在煤油灯的近旁，或伏案写字，或迷瞪阅读，鼻孔被熏黑，眼睫毛被燎燃，但因“学而优则仕”的晓谕言犹在耳，于是不敢懈怠，憧憬着自己能在某个黄道吉日，鸡变凤凰般地攀上一条功成名就的晋升阶梯。
年少时我对煤油灯可谓爱恨交加，既憎恶它的幽暗，嫌弃它的肮脏，又不得不依赖它的光亮来驱逐黑暗，从而在暗无天日中，孵化梦幻的异想天开。我依偎在它的身旁阅读，让书中摇曳的火苗烫慰冬寒的心宇。煤油灯的光焰，永远呈现出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尽管俯身其下的我，近乎目眦尽裂，却也未必就能清晰地辨认出页面上的字词。加之它是由一个墨水瓶转化而来的，个头又矮又小，全身油腻不堪，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味道，让人偶或瞥其一眼，都能滋生出把它扔向垃圾堆的强烈冲动。它介入人的生活，久久不肯离场，显示的不是它的卓越，而是人的无奈。人在没有其他选项的状况下，对其虽生憎恶却不能随意丢弃，虽有嫌怨却只能终日相守——这等境况形同恋爱，可供选择的异性仅有一个，且其相貌丑陋，装束邋遢，但无论钟情与否，都得将其捧在手里娶回家。郁闷之时，不妨自我安慰：有糟糠之妻，总比打光棍要好一些！独木撑不起屋宇，独手拍不出掌声，独身组不成家庭，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凑合着过日子，尽管甚觉生活索然寡淡，但至少不再那么形单影只，被人戳着脊梁骨冷嘲热讽。
在通往供销社的那条用脚踩踏出来的土路上，我拎着一个脏兮兮油乎乎的煤油瓶，来来回回地往返过十几个春秋。供销社在邻村，距离我们村仅有一公里之远，但就是那条短路，我走起来，却觉得有着“蜀道之难”与“天路之远”。这样的心理体验，显然不是源自空间的遥不可及，而是源于情绪上的排斥抵触。拎着空油瓶去，运气好的话，会拎着一瓶煤油欣然而归；运气不好的话，却会拎着空油瓶沮丧而回。那个年月，各等商品皆极为短缺，货架上总是空空荡荡，而售货员的脸色，似乎比冰窖还要冷酷。询问三句五句，他或她，却都宛若一口敲不响的锈钟，不发出任何回响，至多翻起白眼斜睨发问者一眼。那满含鄙夷的斜目一瞥，犹如一根尖利的钢针，时常刺得我一息尚存的尊严遍体鳞伤，疼痛难忍。尊严，也许是赤贫家庭中一无所有却又自作多情的我，力图保全并不肯拱手相让的最后一笔私藏。买卖，不是平等的钱货交易，而是一种低声下气的跪求和趾高气扬的施舍。正是因为畏惧售货员那一束刀刃般寒气逼人的目光，我迈向供销社的脚步，才变得如此地迟疑和沉重——我对市场经济的由衷向往，恰是从售货员高傲的表情和轻蔑的目光里开始萌芽的。市场经济，除却商品供应量的极大丰裕，最为核心的，就是能把买卖的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让人在互惠互利的交易中，不再像狗一样地摇尾乞怜。
尽管煤油供不应求，但煤油灯还是要点亮的。当然，瞅着瓶里徐徐降低的煤油，点灯也决然不敢大手大脚地肆意妄为。一旦不干活、不读书，就及早地钻入被窝，哪怕毫无睡意，也要尽快地将灯吹灭，以节省燃料。
一缕火苗，点燃我的黄粱美梦；一盏煤油灯，陪伴我度过饥寒的青春年少。煤油灯犹如拯救者那样，让我的漫漫长夜，不至于黑暗得体无完肤；让我的孤独之心，不至于坠落深井——对煤油灯，我从不怀念，也从不留恋，却心怀永远的感恩。
为什么越来越缺少好文案？
许石林
许石林专栏
许石林，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杂文学会会长、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华吟诵学会理事、中国古琴学会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曾获首届中国鲁迅杂文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华东地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主要作品：《损品新三国》《尚食志》《文字是药做的》《桃花扇底看前朝》《清风明月旧襟怀》《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宇宙中心》等。主编丛书：《近代学术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民族风俗卷》《晚清民国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艺术家文献》《深圳杂文丛书·第一辑》。
半年前的一天，从中午开始到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三个朋友代表其所在单位，向我不约而同地发出同一个要求：推荐文案。
我就纳了闷儿了：一方面是找工作难，一方面却是各个单位找文案难、老板找文胆难，到处闹文案荒。记得前两年，连李嘉诚都年薪数万港币招文胆。
在朋友圈为这三个单位联合发了一个硬广告，半天无人应聘，却引来十多位朋友呼应：有《中国文化报》记者、新华社某省分社记者、深圳某著名文化机构负责人等等，纷纷留言说，也经常有人请他们介绍好文案……
莫非真的闹文案荒了？
满世界极缺好文案，所见往来文函，皆无义理之妙，又无词章之华，尤与美善无关，味同嚼蜡，犯一切文字所应犯不应犯之病，尤其是好好的意旨也因为粗鄙的文字变得十分恶劣，令人难以卒读。但满世界又不待见文士，用时急如星火，平时却不加养护，反而歧视排挤。
我经常对文友们说：文士们先绷着，勿轻易以微利为人役使，要狠心袖手见其事败。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只有大道废弛，才显仁义之重要。知识与才能太轻易予人，不止自己招辱，必加速助长害道伤义。
梦回一下唐朝吧，文人们也曾经阔过——
韩愈为人写文章，润笔极高，有案可查，不赘述了。
说白居易。白居易与诗人元稹是好友，写诗风格趋同，以平易为尚，合称“元白体”，两个人的关系由此可知。元稹临死前，遗嘱其墓志一定要白居易撰写。后元稹家人拜访白居易，白居易无条件答应。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俗礼节，元稹家一定要给白居易酬谢，白居易坚辞不收，元稹家人说：先生不收酬金是念在友情，但如若因此为天下开例端，则恐怕今后无人肯为他人司笔了，君子不坏礼害俗，请先生仿效子贡赎人故事。白居易只好收下，念在朋友关系，打个大折，收了三十万金。三十万金相当于现在多少钱？我数年前请教过专家，大约相当于今天至少二十多万元人民币。白居易不花这个钱，将其全部捐出，用于修缮洛阳香山寺。
那是唐朝，“文运关乎国运”。
写至此，想起自己曾经写过一篇《天下最不能做的事，就是为人当枪手、做文胆》——我经常劝年轻文友：天下最不可为之事，无过于写作，尤以为人做文胆为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做别人的枪手和文胆。因为，他若懂，他能写，就不需要你，也看不起你；他写不了才让你写。你之精彩，他不懂，就不知你之可贵，因眩而厌，因厌而轻之，是以羞辱至矣。
其实，为文可以养生，唯无艰难劳苦而已。辛苦生涯本业儒——写作之人，就不要指望能过多么富裕的物质生活。再说，物质生活丰富，会挤占精神的空间。所以，写作人但凡家有咸菜窝头，所谓仓有余粮，齑缸未罄，即可为自己写痛快文字，不必贱卖立身之本，以谄事他人。心中若有一丝在意他人之心，则为文必自损身心。
写作者若想在这世上少受伤害和算计，就需要保持一些耿介和清高，甚至负担一些“坏名声”，即汉武帝下州郡求贤诏所言“士或有负俗之累”，这是可怜的书生艰苦生存的保护色。
“文运关乎国运。”太多人不理解这句话了。天下万事，所有世俗功业，无论多么显赫，欲使其德布当前，传诸后世，只有一条途径：成于乐，化为文。
野沟散文系列
树杈上的少年
范墩子
范墩子专栏
范墩子，1992年出生于陕西永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入选陕西省文化厅“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鲁迅文学院第32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江南》《野草》《西湖》《滇池》《作品》《青年作家》等期刊发表大量小说。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我从未见过麻雀》《虎面》。
我出生在渭北高原西南端一个偏远落后的县区。那里遍地是贫瘠的沟壑，少有河水，沟里到处都是柿子树和一望无垠的荒草。我家就住在沟边，我的童年就是在门前的沟里度过的，除过和伙伴们放火、捉迷藏、逮鸟等活动以外，我将大多数的时间都消磨在了柿子树或者桐树的树杈上。树杈是我童年的第二个家，也是我成年后常常怀念的另一个故乡。我现在能成为作家，并能将那些活跃在脑袋里的古怪想法表达出来，与我童年的这些经历不无关系。
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人口迁徙最密集的几年，但这些意义重大的事件在我们那个小村落，表现得却极为惨淡。我只知道隔三岔五就会有人南下打工去了，我根本不清楚整个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变革。年轻人怀着美好的梦想，坐着绿皮火车纷纷南下，这种背景下，我越发喜欢躺在沟里的山坡上。村里没人的时候，风一刮来，就能够听见大地的心跳声，那声音让我恐惧。老人们说，沟里有狼和其他野兽。于是，我又将我的窝重安在了树杈上。这一上去，我似乎一把就能抓住了天上的白云和闪烁的星辰。我不愿再下来。
就这样，我成了一个树杈小孩，变得沉默寡言，性格也跟着阴柔起来。我突然发现，当我躺在荒草里的时候，我想的只是些脚下的事，或者是那些司空见惯的物，但当我坐在树杈上的时候，我的思绪就会飞上星空，我开始去想象另一个世界和另一个我，以及那些虚无缥缈的事物。似乎就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变化当中，我完成了对自己的解放。甚至我开始去空想那个令人们神魂颠倒的南方，那个据说遍地埋着黄金的地方。树杈上的我，真的长出了一双健硕的翅膀。
我将自己想象成飞鸟、狐狸、蝈蝈、猫头鹰，将自己想象成白云、远山、老树、光斑，有时我也会将自己想象成孙悟空和玉皇大帝。尽管我的话越来越少，但我的肚子里却渐渐地装满了故事，我将人们脸上的忧伤装了进去，也将人们美好的梦境装了进去。但我可不愿变成那些沉默的石头，于是，我又将我肚子里的故事全部倒出来，讲给正在荒草中跳舞的狐狸听，讲给寂寞的嫦娥听，讲给村里那个逢人便笑的傻子听，我在用我的故事编织着我的梦。我的梦是轻飘飘的，但却沾着清晨的露水，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竖起耳朵听着呢。
很长时间里，我就是那沟里的国王。我在沟野里，既倾听着，也讲述着。但好景不长，在县城读高中后，我就感到不适应，再也没有那样一片空旷寂静的沟，再也没有一棵可供我坐上去的树。我便尝试着去多说话，把我的故事讲给同学听，但一段时间下来，我就感到失望、受伤。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尽管人们每日每夜地倾听着、讲述着，但没有人能彼此真正理解对方的心。人性是自私的，是内敛的，亦是排外的。人热闹着，其实也寂寞着。
2011年，我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从那以后，我就不再将我的故事讲给旁人听。在城市里定居后，我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让我产生幻想的树杈，更找不见童年里的忧伤。与其让那些童年的故事烂在肚子里，不如把它们拎出来，写给我自己看，写给那些和我有着相似感受的读者看，也写给那些寂寞的星星看。老实说，我完全可以在老家的沟里寻找到那些树杈，但我担心会击碎自己的美梦，那么就让那承载着我的快乐与悲伤的树杈，永远生长在我的记忆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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