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黄河,寻找失落的民间艺术

《黄河十四走》杨先让杨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甘肃庆阳吞口甘肃庆阳明清时期木偶头陕西旬邑库淑兰剪纸局部山东泥叫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中央美院教授杨先让把自己在台湾出的《黄河十四走》送给老朋友书画大师黄永玉时,黄永玉被震惊了:“《黄河十四走》这一走,就好像当年梁思成、林徽因为了传统建筑的那一走,罗振玉甲骨文的那一走,叶恭绰龙门的那一走……理出文化行当一条新的脉络,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无可估量。”近日,《黄河十四走》增补大量文字及图片内容,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向世人揭开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的神秘面纱。在作者杨先让看来,正是这些典籍不载、正史不论的民间艺术,“在很大范围内支撑着一个民族的元气和凝聚力”。

>>“走”出来的一套书

1986年,杨先让以“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的名义成功申请到美国索罗斯基金会的赞助,组织了一个七八人的小队伍,踏上了黄河考察的征途,去追溯民间艺术的根源。

为了节省活动经费,一行人风餐露宿,个个如出土文物一般。杨先让晒得面庞黧黑,还整天穿件破夹克东奔西跑,被学院的木工师傅误解,关切地问他“生活有什么困难”。这一时期,正赶上画家的作品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大家都在忙着作画,杨先让却钻到乡间不出来。好友黄永玉替他着急:“整天跑在别人地里忙,自己的地都荒了。”

杨先让却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直到我下定决心,率队走访黄河流域各地,才像捅破窗户纸,看清楚民间美术的来龙去脉,也摸着了民间美术的根”。

在陕北黄土高原,他们遭遇一场传统的“结发婚礼”,新人被送入洞房后真的是要将头发结在一起的；在陕西宝鸡,他们发现一种绣工精巧的“人鱼绣片”,是生殖崇拜的一种象征；在宁夏固原县一处正在施工的土堆上,他们竟能一脚踢出一面完整无缺的秦汉兽面瓦……

炕围画、木版年画、皮影、剪纸、面花、花被面、花包袱、鞋垫、荷包、肚兜、布老虎、纸牌、瓦当……杨先让收集到了各式各样的民间艺术品,其中有不少珍品,如用作民间性教育的箱底画,“文革”后谁家也不敢藏这类被视作“淫画”的禁品,他却在山西新绛和河北武强搜集到了。

在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画师傅杨乐书拿出了自家祖传的版子,据说在“文革”期间,是用塑料布包了几层,藏在厕所粪坑里才保住的。杨先让感慨万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很多是表现宗教内容的,为什么我们面对祖先的创造就“当局者迷”了呢?在看待木版画中的门神、灶神、财神、神马、年画、纸牌时,为什么不能淡化其迷信色彩,而去发现民族特殊的创造性和永恒的艺术价值呢?

很多民间艺术活动是结合节令民俗的,像面花艺术,陕北是清明节、旧历七月十五及定亲男方送女方礼品时才做,陕南是在小孩过满月、“百岁”以及婚丧时才做,山东、河北、山西做面花活动也大致如此；而剪纸,则是春节前和办喜事时才剪。那个年代因通讯不便、信息闭塞,杨先让他们只能尽量探听民间艺术活动的消息,得到线索,就顺藤摸瓜,深入访问。有时跑了不少路,找到地方后却发现,或时过境迁,或民间艺人去世,作品也当祭品被烧掉了,只好空手而归。

自1986年至1989年,杨先让一行人足迹遍及黄河沿岸的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八个省区,十余趟走下来,积累了几十万字笔记、数千张照片、上百种民艺收集,以及终生难忘的亲身体验。

黄永玉曾不信杨先让在民间美术领域能有成果,“多少有激情有修养的前辈们都前仆后继地奋斗过,结果都没有闹个好,你能闹个什么大苹果、大鸭梨来呢?”直到一套台湾“汉声”出版的《黄河十四走》把黄永玉“震傻了”:“杨先让呀杨先让,你可真邪了!那么大的志气、雄心!那么坚忍的毅力!那么精密的印刷!那么丰硕的成绩!所谓成绩是什么?是对千秋万载后人有深远益处影响的东西。”

>>高手在民间

处在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土地上,被浓郁的民俗文化浸泡了一生,再加上苦难生活的磨炼,才造就了民间艺人的艺术能量,这是专业画家所不能达到的境界。当初成立“民间美术系”时,院长不解:“美术学院里怎么能培养民间艺人呢?”杨先让答道:“民间艺人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培养得了吗?”

黄河十四走,杨先让结识了许多民间艺人,其中很多堪称艺术大师,艺术水平之高令他感到震惊,但后继无人、“发现一个毁一个”的现实处境又令他感到担忧。

1987年,他们到陕西华县考察民艺,接待的当地朋友说晚上演皮影。杨先让并未在意。“锣鼓丝弦响了,开唱了,我开始惊呆了。”凄婉的“碗碗腔”牢牢地牵动着杨先让的神经,“真正的那个美,真正的声情并茂,那断断续续的腔调,真是绕梁三日”。后来知道表演者是皮影艺术老艺人潘京乐。回到北京,潘京乐的皮影班子带给杨先让的震撼久久难忘,第二年,他自筹经费请皮影班子到中央美院给师生表演。然而几天的演出是冷落的,观众没到几个人,只去了民间艺术系的师生和七八位外国留学生,还有台湾陈鼓应教授、作家苏炜、梁从诫和他小女儿等人。杨先让感到寒心,没想到人们对这么好的民间艺术不感兴趣、不买账、不欣赏。到了晚年,潘京乐也为找不到再传弟子而忧心。

山西新绛县剪纸能手苏兰花老人,不仅能剪婚丧嫁娶、民俗节令所需的传统剪纸花样,更能取材戏曲故事和现实生活进行剪纸创作,传统又现代的艺术风格令人叫绝。杨先让多次拜访过她,她从容大方、真诚亲切,“喜欢就拿去吧”“想照相就照吧”。随后不久,杨先让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接待了一位自称苏兰花女婿的男人,那人拿出了一沓沓剪纸出售。杨先让感到别扭:苏兰花会感到自己的剪纸向商品过渡的愉悦吗?

陕西旬邑县“剪花娘子”库淑兰被杨先让称为有“艺术灵性”的艺术大师。1988年,他第一次迈进库淑兰家的破窑洞,顿觉眼前一亮,满窑的彩色剪纸如同一座艺术殿堂。杨先让不遗余力地向台湾“汉声”推荐,向香港来访者宣扬,还将库淑兰的代表作《剪花娘子》布置在学院民间陈列室的重要位置。后来他得知库淑兰“火”了,报刊影视争相报道,还到香港、台湾办专展。库淑兰忙不过来,县里就组织人员复制,于是真真假假的库淑兰剪纸出现了。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生存在农村,越偏僻的地方越精纯。在杨先让看来,发现了一位民间艺人,赞扬宣传,进城出国,强加包装,值钱了,是件好事,但有的也会慢慢变质,为了经济利益,“作品走向大路货了,自己也认不清是南是北了”。

很多专家强调“抢救”民间艺术,杨先让却不赞同。民间艺术是依托于人存在的,没有传承人,生存环境也变了,“人死艺亡”,抢救是没有用的,只能在它每时每日的流失之中抓紧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它的命运似乎只有进入博物馆,成为文化遗产一途,然而,这份遗产毕竟可以成为当代艺术创作的能源和酵母”。

>>我是“岛里人”

多年来,杨先让一直用着一方“岛里人”的图章,这个岛就是他的家乡——山东牟平养马岛。

1948年,杨先让高中还未毕业就被同乡同学拉着去考国立北平艺专,竟然被录取了,课余他常站在宿舍小院的槐树下看徐悲鸿院长照着一匹老马画速写。1952年毕业时,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美术工作者,他被分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当时版画家古元、力群、邹雅等都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看着看着他也学会了刻版画,拿起木刻刀进行创作,并于1958年回到母校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几十年,成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版画的代表人物之一,创作出《怀念周总理》《弘一法师》《梁漱溟》《延安组画》等一大批版画佳作。

上世纪80年代初,杨先让的版画事业如日中天,却被学院领导拉去主持年画、连环画系。1983年,他去美国探亲,顺便参观访问了诸多美术馆、博物馆,发现西方很重视民间美术,他开始思考中国艺术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有比美国丰富得多的民间美术资源,“中国的版画、年画、连环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民间,为什么不可以广泛地在民间艺术土壤中去汲取,去陶冶,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更有民族气魄的艺术呢?”1986年,他在中央美院创办了中国院校的第一个“民间美术系”。

山东人的直爽性格让杨先让“敢爱能恨”,愿意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付出全部,几年间他不停奔波,为新成立的系争教室、争经费、争招生名额,因为嗓门大,还落下了“杨先嚷”的外号。他每天兴致勃勃地忙来忙去,以致没有时间搞创作,却浑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损失,因为他把自己的转向看做顺理成章的事,“开始是逼上梁山,最后竟无怨无悔”“我认为自己的全部文化艺术知识、东西方美术实践、木刻版画的教学与创作等,都是为理解中国传统民间美术做准备”。

陈丹青是中央美院“文革”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两年后他的妻子黄素宁也考入杨先让负责的年画、连环画系研究生班,专攻民间年画,因此他对热衷民间艺术的杨先让有着更深的理解:“时当‘文革\’后百业待兴、万事待举之际,先让老师独独属意于民间艺术,以我事后的解读,既是对‘五四\’一代周作人、叶圣陶、丰子恺等前辈追寻民间文化的遥远回应,也似乎是对日后巨变的提前醒觉,退回到80年代初,广大‘民间\’无法预见、‘民间美术系\’更无法预见:一场历史上超规模的乡村改造与城镇化,犹如洪水,将会以‘现代化\’名义一举卷走数千年民间艺术的漫长记忆。”

1992年,杨先让退休,困难重重建立起来的“民间美术系”随后也撤销了。他选择了走出国门,在国外讲课、办展览,向世界宣传中国民间艺术,“中国民间艺术放在整个世界范畴去看也是最丰厚、最变化万千的,那是一个未被开发的宝藏,将会为中国和世界艺术家提供无限的灵感,给予他们极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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