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开历史先河的几个创举
辛亥革命的元老、民主革命的先驱、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晚上20：08分，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与世长辞，终年86岁。
于右任一生创作诗词千余首，题字、题写对联万余副，编制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他和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著名报人张季鸾被誉为“陕西三杰”,是那个时代三秦儿女最优秀的代表。在许多方面，于右任都开创了我国历史的先河……
首创我国白话诗作
现代文学史认为，最早见诸我国报刊的现代白话诗歌，是胡适1917年2月-6月刊发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白话诗四首》和《白话词四首》。此定论不确。史实证明我国最早的白话诗作者，是民国奇才于右任。
1909年5月18日，于右任在自己创办的《民呼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元宝歌》的白话诗：
一个锭，几个命，
民为轻，官为重，
要好同寅，压死百姓，
气得绅士，打电胡弄，
问是何人作俑，
樊方伯发了旧病，
请看这场官司，
到底官胜民胜？
于右任的这首白话诗，如同俚语村言，通俗易懂简洁鲜明，寓意深刻。寥寥数行，活脱脱刻画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卑劣行径和丑恶嘴脸，读后痛快淋漓。
首创我国火车夜行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下设九部，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未就职，次长于右任主持部务。
那时，中国的火车，昼行夜停。临时政府成立后，南京和上海两地官员和民众来往人数剧增。沪宁两地相距几百里，单程就需七八个小时。孙中山曾提议火车夜行，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有此意。但因增开列车费用巨大，未能实现。于右任在民国元年1月23日正式宣誓就职后，即着手与铁路局方面商议，决定每夜12时，沪宁对开特别快车一列，所有售票、搭车章程均按特别快车的规定办理。每月费用1.5万元，由交通部负担，盈余交部充公，亏损由部补贴，从2月24日开通夜行火车。从此，大大方便了两地往来。
首创我国报纸募赈
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正式出版的前一年8月，在该报的宣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当时，地处大西北的甘肃，连年旱灾，一片饥馑，发生了人相食惨状，然而，陕甘总督升允却只知无度挥霍享乐，不顾饥民死活，为了自己的政绩和仕途，故意隐瞒缩小灾情，欺骗社会和国人。为揭露升允的丑恶嘴脸，报告甘肃灾荒的真相，《民呼日报》连续发表了《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甘督升允开缺感言》等锋利文论。
于右任和同仁，一面用犀利的笔锋揭露甘肃这些惨不忍睹的社会真相，一面用《民呼日报》呼吁“人饥己饥”，发起募捐救济灾民的活动。那段时日，《民呼日报》几乎每天都有甘肃省催人泪下的灾情纪实，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请《民呼日报》社转交。各地的汇款单和救灾物资纷至沓来，竟使报社应接不暇。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报社参加募赈救灾。
首创国民党高官救助共产党人
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专院校师生集会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遭到残酷镇压，47人被枪杀，200多人受伤。陕西三原籍的北大学生、中共党员张仲超被枪杀，陕西籍学子10余人受伤。白色恐怖的北京城里，充满腥风血雨。于右任原本想设法制止段祺瑞执政府杀戮学生，而他已经被列入通缉名单，有心无力。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帮助李大钊处理善后事宜，叮嘱有关人员查清死伤的陕籍学生，为死者治丧，为伤者治疗。他东奔西走，筹借了二三千元，交朱家骅办理。朱家骅害怕奉军和段祺瑞执政府追捕，携款逃往天津。于右任生气无益，只好又设法和国民二军驻京办事处联系，借到一笔钱，才安置了陕籍死伤学生。
北京大学为张仲超等三位死难学生开追悼会时，于右任冒着生命危险出席并讲话，强烈谴责镇压学生的暴行，还敬送一副挽联“烈士之血主义之花”，表示他对这些年轻革命者的悼念和缅怀。
首创“萝卜司令”称号
1926年底到1927年初，于右任从苏联回国后，任国民联军住陕总司令兼陕西省政府主席。他提倡体力劳动，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于右任和冯玉祥等高级将领，打扫街道，清理垃圾。时逢西安解围不久，城内粮食十分欠缺，为了节省粮食，于右任、冯玉祥每顿饭都以萝卜为主要蔬菜，或炒、或熬、或煮、或熘，或切丝生食，经常如此。加上时任陕西省民政厅的厅长，思想激进，憎恶妇女缠脚，曾张贴布告禁止，还把收上来的裹脚布悬挂在民政厅的院子里，以宣传妇女不要缠脚。时人编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萝卜司令”，下联是“裹脚厅长”。由于于右任和冯玉祥等人的努力，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联军住陕总部和其所属机构吏风清廉，办事高效，一时成为美谈。
首创把儿子婚礼礼金全部用于赈灾
1929年8月，上海，于右任官邸。于右任长子于望德结婚。于右任一反平日办事低调的常态，大事张扬，在一品香大酒楼宴请亲朋好友。不少挚友悄悄议论：“于公这次是怎么啦？”
举行完大婚仪式，宾客纷纷入席，刚刚坐定，于右任招手请大家安定，含泪讲述了陕西的旱灾惨状：“田土龟裂，哀鸿遍野，连年颗粒无收，草根树皮都吃光了，不少人以观音土充饥；逃荒的日益增多，饿死的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不时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粮价飞涨，米粒如珍珠一般珍贵，原来七八块大洋一石的小麦竟涨到现大洋二十七块！在南京召开的相关会议上，有人硬说三秦无灾！”于右任悲愤交加，痛哭流涕地说：“我代全陕饥民多次呼吁。然而，拨来的赈灾款少得可怜，偌大一个三原县才给一千多元，杯水车薪呐！我这次为儿子大办婚事，就是要将所接收的礼金全部移作救灾善款。陕西灾民可怜，我代灾民向所有来宾致谢了……”此刻，众挚友和亲朋方明白于右任的苦心。
于右任还将自己、夫人的寿金和孙儿满月过岁所得的礼金悉数捐出救灾，另外还购置粮食一百多石运回三原，在县城设两处舍饭场救济灾民。
灾荒年间，于右任陆续零星寄钱回乡，每次一千元、一千五百元、二千元不等，让秘书张文生亲手发放，并再三叮咛不许记账。
首创用书法作品竞选
1948年5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于右任与孙科、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傅霖六人竞选副总统，竞选对手主要是桂系李宗仁。
于右任每天在屋内摆一书桌，置文房四宝，凡代表登门，即送“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同时，另设一长桌，放置他签名的2000张照片，每张照片上签有各代表的名字，分省、市、县或分职业排列，由代表们上门时自己取。每天上门拜访于右任的人最多时每小时一二百人。大多数人都悟出于右任先生是以声望和一支笔作为竞选的力量。
参与副总统竞选的其他人与于右任的做法大相径庭。李宗仁给代表提供汽车，有司机早晚服务，包上几个大旅社、酒店，只要是代表身份，不管认不认识，都可住进去，每天早晚宴席相待，一律免费供应。行政院长孙科、武汉行辕主任程潜二人天天摆酒请客，给代表发纪念品，许诺、拉关系。各地代表每天收到请柬的应接不暇。副总统竞选者纷纷拉同事、拉乡党、拉同学、拉亲戚、拉同宗……设法为自己拉选票。唯独于右任却靠一支笔、一张纸，待在家来竞选。有人劝于右任别在家“守株待兔”，要出去走动，可以找财团借款活动，于右任一一谢绝。他告诉友好说：“我相信民众，我相信自己，成与不成，看民意吧！”
第二天就要投票了，于右任突然派人给各代表送去一张请柬，宴请代表，在饭店于右任即席演讲：“我家中没有钱，因此，很难给予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冯自由等二十位筹资，才略备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罢了……”
选举投票采取淘汰制。第一天投票，于右任先生得到493票，即遭淘汰。选举结束，几个代表找到于右任安慰，冯自由感慨地说：“于老身无分文，凭人格声望、笔墨竞选，这能成功吗？纸弹根本敌不过银钱，这社会政治腐败，靠金钱、美女、红酒、车子拉票，于老怎能不失败呢？这失败原因全是我们这些人昧于世情造成的。”
第二天投票，于右任准时出席。一进会场，风度飘逸，豁达大度，全场代表起立掌声10分钟不息，表示对他的钦佩之情。最后，孙科、程潜等相继淘汰，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当选总统。
于右任虽然没有当上副总统，但其清贫、廉洁、清正、儒雅、豁达的形象，却成为人们心中不可磨灭的人格典范。
首创遗物只有账单
于右任因患牙痛住院，医生劝他换假牙。于右任一算，换六颗假牙需交8000余元台币，而他当时一个月薪金才5000余元台币。因为手中无钱，只好作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前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5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颇有后悔之意。5月7日，于右任更加后悔，写：“病多日不见轻，出医院大大的错。”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应该马上住院，但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他将此事一拖再拖。5月27日，于右任又在日记中写：“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台北青田街9号老学斋灯下挥墨，写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之大作。
1964年8月12日，咽喉发炎病未愈，脚病又加剧。在亲人的再三劝说下又进荣民医院。他叹息：“这里太贵了，我住不起啊！”
同年9月3日，牙痛加剧，不得不再进荣民医院，进行拔牙，牙虽拔了，却因其高烧，转发肺炎，随后病情恶化，即入昏迷状态。于右任的副官沉痛地说：“他老人家如果能早点拔了牙，也不至于多病复发。他的病硬是无钱才给耽误了的啊！”
病重时，他的老部下，原台湾监察院秘书长、后任考试院副院长的杨亮功到医院看望，问:“您老有什么事吩咐我？”于右任很想说话，但由于喉咙发炎而无法讲出，只好用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他首先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希望将自己的心思告诉杨亮功。
杨亮功不解其意，只好猜测地问道:“院长，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于右任摇摇头。杨亮功又猜了一下，也不准确。
于右任有一个铁箱子，他对亲友嘱咐：此箱等自己去世后方能打开。1964年10月10日中午，于右任已成弥留状态。他的长子于望德为寻找父亲的遗嘱，特请来台湾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监察委员王文光、刘延涛、陈肇英等人，当着闻讯而来的记者们的面，打开了这个铁箱子。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没有金银珠宝、股票证券，所能见到的是一支钢笔、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除此之外，就是一张张账单借据——于右任三公子于中令这年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和友人借贷的4万元的借款欠条；平日手头拮据，零碎挪借跟随他40多年老副官宋子才的账单3万余元。平日，有些人猜想：于右任的铁箱一定藏有珍宝。而今亲眼目睹这些“珍宝”，不由唏嘘呜咽起来，就连平日最爱挑剔的记者们也热泪长流、放声哭泣。当日下午，于右任与世长辞。
次日，台湾报纸赞扬于右任高风亮节、清贫廉洁，大字标题“三十功名风两袖，一箱珍藏纸几张”。□吴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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