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庙建校与兴学运动

西安晚报 2018-08-05 02:36 大字

由牛寺小学改建的华清东路小学

“第七分校，莫名其妙。

白天睡觉，晚上拆庙。

不要砖瓦，只要木料……”

上述顺口溜，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安农村老百姓，讽刺王曲黄埔第七分校在乡下拆旧庙的事情。其实，此事的背景是当时的“庙产兴学运动”。

为什么要拆庙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黄埔第七分校在王曲初建时，附近城郊农村的很多破旧庙宇，都被七分校在夜晚拆除。他们在拆庙中，多是拆了庙顶，墙壁，神像未动，砖瓦留在原处，只将拆下来的木料运走。

那时，我们灞桥南牛寺村西南角的城隍庙、西北角的菩萨庙及我家门前的阎王庙都被拆毁了，村东北角的关帝庙和张家巷西头的火神庙没有拆。我们村周边的长春寺、梆子井的庙宇也没有拆。

第七分校拆庙事件，引起了父老乡亲强烈不满，街谈巷议，怨声载道，说第七分校瞎胡闹，本文开头的顺口溜就是当时的写照。当时，我只是六七岁的娃娃，也不知道第七分校拆庙的主要原因，只听大人说，七分校拆庙，把木料运回去给他们盖了校舍。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慢慢长大了，也了解到了许多历史的沿革和变迁。后来在抗战历史的调研中，弄清了第七分校拆庙的苦衷。当时，国内军阀辖据，一盘散沙，国体不统一，经济贫乏落后，加之抗战的消耗，国力显得更加贫乏，哪有足够的物资修建学校？在这种情况下，第七分校就以庙宇为基础，采取以“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拆了旧庙，换来新的校舍。

从表面看，拆旧庙不是一件好事；从长远而言，当时第七分校拆庙，却无形中引导和促进了西安很多乡村的兴学运动。

寺庙改建为学校

第七分校拆庙，引起社会的不满，各乡村纷纷起来和第七分校对着干——你拆庙，我保庙；为了保庙，就把庙改建为学校，这样你就没有理由拆了。

我们周边的很多学校，多是在第七分校拆庙的时候建立的。远处我无法统计，就我们附近的村庄来说，南牛寺、北牛寺、安邸、郭渠、官厅、阎家滩、梁家街、新市、曹堡子、李家堡、兴元头等村，都是从那个时期起，以庙改建学校的。

我们南牛寺村有三个巷子，郭家巷和张家巷归属梆子井社，王家巷归属长春寺（大寺庙）社。因而，郭、张两巷，只能将村东北角的关帝庙改建为学校，王家巷、北牛寺、安邸、郭渠村，将长春寺改建为学校。

在改建学校的过程中，我亲眼目睹了建学校的全过程。

那时候要建学校，只要“官人”和村民一起商量同意就行，没有过多繁杂的申请手续。经过选举，我们郭家巷和张家巷建校的董事长是张福善；王家巷修建学校的董事长是安永茂，官邸村的杨秀山、郭渠村的郭效骞、北牛寺的李广汉为董事。如今，这一带的人还流传着安永茂修学校的顺口溜：

“大寺庙，两头翘，中间坐个安永茂。安永茂，修学校，大人小孩都叫好。”

郭家巷在修学校时，将庙里东西两侧的“关平”、“周仓”神像，用大绳吊起，移至关帝像北墙两侧，将原来前墙一门两窗改建成单扇门和数个格子窗，在大殿的前厅两边打了约八丈长的围墙，围墙南修建一座大门。上边是半圆形，两边是如路灯的圆疙瘩，半圆下边有一两米长的横额，上书“南牛寺小学”五个大字。门楼两侧，各盖一间偏房，看门的毛老二住西间，东间作为水房。门楼两侧粉刷如雪，上有邀请本村在三原县承印《关中报》的“裕甡书局”经理张生元先生书写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

进了校门，院子中间修了一条一米五宽的石子路，沿边用砖砌成三角形，直到后边课堂。院落东边栽有三丈高的旗杆，每天早晨学生在老师引领下列队举行升旗仪式，然后上早操。

初开学时，也没有条桌和板凳，让学生搬来自己家的方桌和长板凳上课。方桌四面，各坐两个，一桌可坐八个学生。

我们学生年龄悬殊，有七八岁的，还有十多岁的，甚至还有十六七岁的大姑娘，统统都是一个班级，念的是一个课本。那时候，农村的女娃，家里绝大部分不让上学。自拆庙兴学之后，家长的认识就变了，认为娃上学比不上学好，有文化比没文化强，也就让自己的姑娘去上学了。

我们的老师郭文学，是个有文化的城里人，来南牛寺被招了上门女婿。

我们上学时，课程很简单，课本只有一本《国语》，一本《算术》。有时，老师也给我们教一些老书，像《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等，使学生不但从中学到文化知识，同时，在思想道德方面，受到启发，有所进步。

另外，老师要教学生会写毛笔字，学写毛笔字的形式，一是写大字，二是写小楷。写大字用的是《大字本》，老师给学生写“影格”，让学生照着“影格”写；写小字用的是《小字本》，照着书本的内容写。老师给学生写的“影格”，通俗易懂，有四句字的，也有五句字的，像五句字的“影格”写道：“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把“一”至“十”的数字写成诗，确实耐人寻味。我后来之所以能写毛笔字，和启蒙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本村的关帝庙学校读了近二年书，后来就转到柳巷长安师范附属小学去上学了。

所建学校今何在

那时候所建的学校，据我所知，大部分延续至今还存在着。其中有些学校在历史的变革中，也就消失了。

前文所述，我的启蒙母校——我们村关帝庙学校，因学生都转移到其他学校，就停办了。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又在这里办起了“农民夜校”和“速成识字班”。

1958年，关帝庙学校被拆了，在我们二队马房院子盖起大队的仓库。关帝庙的那块地方成了西安农业机械厂副业养猪场。后来，土地分配到户，大队仓库无用就拆了，将拆下的木料拉到“梆子井”盖起了关帝庙大殿。翻过来倒过去，物归原主，这也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

在长春寺所建的牛寺小学也算是寿命最长的一个学校。由于这所学校的地理位置处于浐灞三角洲中心，又是南牛寺、北牛寺、安邸村、郭渠村合办的，地方大，教室多，师资强，占着很多优势，所以就长期存在了下来。我记得很清楚，有几个抗战老兵，曾任这个学校的老师。我们村的张祥生、郭庆元，郭渠村的郭效广都在这个学校当过老师。

新中国成立后，牛寺小学被灞桥区教育局接管，成了公办学校，担负着道北八个村学生教育使命，一直办到现在。2017年秋，该校因拆迁，迁至东城大道梆子井西新址，更名为“华清东路小学”。

附近其他村的学校，命运不一。阎家滩村小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被拆除了。梁家街小学，在拆迁中消失。官厅村小学，本来也要拆，但在拆除中，上边又来了通知说：这所学校不但不能拆，还要扩大，要盖教学大楼。这是因为附近居民的孩子无处上学，上边可能采取的措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