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渎原﹄发掘3648座墓葬 跨越2200余年
洪渎原墓葬上召窑墓地战国秦墓
出土的延熹元年朱书陶罐
洪渎原墓葬隋唐墓园鸟瞰图
出土十分罕见的左内率铜鱼符
唐康善达墓墓道西壁壁画胡人驯马图
﹃成任墓地﹄出土的金铜铜释迦牟尼立像
12月9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最新考古发现，在咸阳市渭城区发现战国至明、清时期，跨越2200余年的古墓葬3648座，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其中，出土国内考古最早的东汉晚期金铜佛像，对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并通过对“洪渎原”东汉至唐代家族墓地的清理，发现北朝隋唐家族墓园的完整发展轨迹，对研究我国北朝隋唐高等级墓葬提供大量新的依据，考古专家称“洪渎原”北朝隋唐墓葬群的发现蕴含巨大信息量，足以续写“半部北朝隋唐史”。
17个月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
2020年6月至2021年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街道和北杜街道发掘了战国、两汉、西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明、清古墓葬3648座，墓葬时代延续长达2200余年。
据介绍，洪渎原墓地在战国和西汉时期流行“集中公墓”，即居民在一处大型墓地内集中安葬。东汉、西晋、十六国时期，流行成排分布的家族墓地，即家族成员以家庭墓葬为单位有规律地集中葬于一处家族墓地内，相互之间以地域空间作为分隔。
“此次考古发掘地点位于汉、唐长安城北的洪渎原墓地，是这个时期除陪葬帝陵外等级最高的墓地，埋葬的墓主多数系皇亲国戚、高官显贵，并见诸史籍。已发掘的中大型墓葬占比大，纪年墓葬数量多，出土文物丰富。”负责此次考古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李明说。
而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陕西对咸阳机场的两次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北周、隋、唐高等级墓葬，但当时的发掘者尚未意识到这些高等级墓葬可能会有地面建筑。“也就我们所说的‘围沟兆域’，这样围沟墓流行于北周至唐中期，‘围沟兆域’具有等级标识性，一般兆域面积越大，墓主身份越高，带有围沟兆域的墓主身份普遍为中级以上官员。”李明说。
1999年至2000年，咸阳机场第一次扩建时，发现北周冀国公宇文通墓和北周冀国太夫人乌六浑显玉墓各自有独立的“围沟兆域”，但是限于条件，当时并未对围沟进行全面揭露。
2008年至2011年，咸阳机场二期扩建时，发掘了一批有“围沟兆域”的北朝隋唐墓，如隋鹿善暨妻刘氏墓、隋元威夫妇墓、唐驸马都尉执失思力墓等，甚至还确认了上世纪50年代发掘的唐驸马都尉豆卢建墓、唐少府监张去奢墓都有“围沟兆域”。
李明说：“以往在隋唐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围沟兆域’和地面遗迹的完整资料并不丰富，对于‘围沟兆域’形成的‘墓田’和封土的等级制度的了解还停留在文献层面，此次发掘中，我们采取了片区制发掘管理方式，通过预判发掘成果和精细化发掘方式，发现了北朝隋唐中高等级墓葬的围沟、封土、石刻等地面建筑及其布局方式和发展脉络，对于北朝隋唐家族墓园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
目前，咸阳洪渎原发现北朝隋唐墓葬墓园77座。其中，有纪年的23座，显示出“围沟兆域”和家族墓园在隋唐时期高等级墓葬中的重要地位。考古专家介绍，这种丧葬礼制上的延续和变化，体现了古人在地下世界凝聚家族合力从而延续至现实世界的期许，是中古门阀观念的物化体现，同时也是奉亲尽孝、乡土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延续。
“在17个月的发掘中，共发现战国晚期王陵（王后陵）及其陪葬墓地1处、西汉早期墓地1处、东汉家族墓地12处、西晋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家族墓地3处、十六国至隋代公共墓地1处、北朝隋唐墓园77座及大量的宋明清平民墓葬，出土文物16000余件（组），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收获。”李明说。
出土我国最早的金铜佛像
“延熹元年上距佛教传入中国还不足一百年，之前普遍认为这一时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已出现佛教形象元素，但均是依附于摇钱树、魂瓶、建筑等装饰图案和部件，而独立的、体现宗教信仰意义的佛像到十六国时期才出现。”参与此次考古工作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赵占锐说，“不过经专家研判认定，此次在成任墓地出土的2尊佛像，系目前国内考古出土时代最早的金铜佛像。”
今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东南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在M3015主墓室西北角的地面上，出土2尊金铜佛像，为东汉晚期遗物。同时，还在M3019出土朱书陶罐铭文纪年为“延熹元年十一月廿四日”（158年），作为这处墓地下葬时间的重要依据。另外，铭文记载墓地的主人应系左近东汉安陵县或长安县的中级官员或地主，具有一定的家族势力或经济实力。
“成任墓地”出土的金铜释迦牟尼立像，为小肉髻，顶部较平，身穿通肩袈裟，衣纹从左肩向右肩呈放射状分布，衣纹波谷在右胸和右臂之间。左手屈肘上举，持袈裟一角；右手上举施无畏印（手部残）。跣足立于覆莲座上。通高10.5厘米、台座底径4.7厘米。
“成任墓地”另一件为铜五尊佛像，呈片状，通高15.8厘米、宽6.4厘米，正面浮雕坐佛五尊，小肉髻，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双手作禅定印，屈肘部分可见圆土棱状衣纹身后有桃形首光与背光。佛像的肉髻、面相、着衣方式、衣纹等都具有典型的犍陀罗造像风格。
根据佛像的造型特征、制作工艺分析和金属成分检测的初步结果，可以认定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的金铜佛像，2尊佛像均为铜锡铅合金，制作工艺为范铸。“这2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文化的传入及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赵占锐说。
出土罕见出入皇宫的“铜鱼符”
“杨全节是武则天的外表兄，任太子左内率，很可能是武则天监视太子李弘的眼线。他的两个孙女，一个嫁给唐玄宗李隆基，生了唐肃宗，被追封为元献皇后。一个嫁给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是为节愍太子妃，可见杨氏家族在唐高宗和武周朝的外戚地位。”李明说。
据介绍，此次考古发现杨氏家族从北周傥城公杨绍起就葬于洪渎原，隋唐以后子孙祔葬，各自规划墓园，形成了庞大的洪渎原杨氏家族墓地，延续数百年。武则天母亲杨氏（杨全节姑母）顺陵即位于杨全节家族墓园东北2.6千米，也是杨氏在生前要求归葬其父杨达祖茔。
此次发现的杨全节墓园，最初是以杨全节墓为中心形成的夫妇异穴合葬墓园，南北长104.5米、宽80.5米，面积约合唐代方62步，恰好对应唐开元以前四品官员的墓田面积规定。65年之后其幼子易州别驾杨知什夫妇同穴合葬于墓园内东侧，而因墓园内空间有限，90年之后其孙右卫大将军杨幼玉夫妇合葬于墓园外东北35米处。在119年之后，其曾孙太子典设郎杨懔夫妇合葬于墓园外东北处200米处。出土的系列墓志皆言归葬先人旧茔，且世代赠官，显示了杨氏家族数百年持续的政治地位。
据李明介绍，“杨全节墓”出土的左内率铜鱼符，是杨全节当年出入皇宫的门禁凭证，十分罕见。按照唐代制度，不刻姓名的鱼符离任需要上交，杨全节墓随葬实用鱼符可能与武则天的特殊恩宠有关。
“洪渎原”如同“半部北朝隋唐史”
“此次发掘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从北朝晚期延续到中晚唐的墓葬，如北周宇文韪墓、北周羽真琳墓、隋修北周梁?墓、隋杨盛暨妻李氏墓、隋元景超夫妇墓、隋赵表墓、隋杨义臣墓、唐靳孩墓、唐独孤客师墓、唐窦晔墓、唐苏某妻万俟明墓、唐杨守规夫妇墓、唐张诜墓、唐窦沔墓等。”李明说，“从此次发掘所获丰富的资料，加之七十年以来洪渎原墓葬的考古资料的综合研究成果，其蕴含的巨大信息量足以续写半部北朝隋唐史，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将极大地有助于阐发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
唐康善达墓，据墓志记载康善达任咸阳监，家住原州（今宁夏固原），是初唐时代的马政官员。康父亦任牧监，家资饶富，“谷量牛马，山藏丹宝”，很可能是原州粟特人。墓道壁画所绘的驯马、牵驼者皆为胡人形象，或许与墓主人的族属和生前生活经历有关。
北周宇文韪墓为4天井前后室土洞墓，居于墓园南部正中。宇文韪本姓周，西魏尚书右仆射、司空周惠达之子，北周开府仪同大将军、文安县公，现版的《周书·周惠达传》将其名误记为“题”。《咸阳县志》记载周惠达墓有神道碑，庾信撰文，早佚，亦葬于洪渎原。宇文韪姐宇文宣华与夫济北郡公拓拔迪亦合葬于洪渎原。
隋修北周梁?墓系4天井单室土洞墓，带有封土。梁?是北周敷州刺史、中部郡开国公，葬于隋开皇二年（582年），随葬北周器物。史书说他“莅民处政，尤以仁爱为心。不过识千余字，口占书启，辞意可观。年过六十，犹能被甲跨马，足不蹑镫。驰射弋猎，矢不虚发。”他的墓志盖上罗列了他的11个儿子和16个孙子的名字和官职。
唐张虔威墓家族墓园居中的是并列的2座5天井土洞墓，共用一座封土。张虔威墓居西侧，下葬于武德九年（626），随葬器物完全是隋代风格。出土的墓志文记载，张虔威从武德二年起一直担任中央宿卫军府长官右武候将军，是唐高祖李渊的亲信。墓志文专门提及张虔威之死“天子震伤，储君悼惜，赙赐之隆，有加恒数。”此“储君”即当时的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前一年，身为高祖亲信且系太子一党的张虔威，在担任中央禁军长官的同时兼任中央财政长官太府卿，或可显示出武德末年的唐代中央剑拔弩张的政治形势。
“如果将洪渎原墓葬整体纳入2200年的历史时期古代墓葬发展体系，那么它实际上一直是一处‘集中公墓’。它集中的是秦咸阳城、西汉至北周长安城、隋唐长安城、宋代以后的咸阳城及其周边县城居民的墓葬。由于地处京畿，墓主身份普遍较高，代表性强，所以，洪渎原墓葬是研究中古时代墓葬制度的极佳标本，对于构建中国古代墓葬的考古学体系框架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李明说。本报记者 魏建军
新闻推荐
本报讯（记者刘计划实习记者计肖）12月3日，秦都区召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配合保障会，通报督察有关情况，安排督察配合保...
咸阳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咸阳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