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尿撒儒冠到隆重祭孔 刘邦的文化自觉历程
刘隆有
刘邦是中国第一个纯粹文盲出身的皇帝，轻视文化，卑视文士，仇视儒生，几乎是其本能。然而，恰恰就是这个刘邦，是我国第一个祭孔的皇帝。
刘邦生逢秦朝推行挟书令，摧残儒生和文化，本人又做了秦朝最低一级的小吏，世风和职业，都使他必须卑视文化和文士。刘邦又出身于文盲世家，祖辈都只喜与文盲交往。其父刘太公，到刘邦已作了皇帝，自己已作了太上皇，儿孙们尽皆作了王侯，并开始把读书学文作为必修课之时，仍然固守旧习，宁肯与文盲故旧、流氓无赖相处，也不愿见衣冠子弟，刘邦只好动用皇权，硬造出一个文盲杂处、痞子嚣闹的小环境，让其欢度晚年，可见刘邦的家人和家风，与文化和文士何等格格不入。刘邦生活于这样的家庭，卑视文化和文士，便成了他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世风、职业、本能，三者既融为一体，又相互促进，刘邦对文化和文士的卑视、排斥和侮辱，一度就显得特别突出。
刘邦出身底层小民，做过低级小吏，身份决定习性好恶，衣着也以小民小吏装束为美。做亭长时，刘邦别出心裁，将楚地小吏小民戴的一种像喜鹊尾巴一样的帽子加以改造，用本地盛产的笋壳制成一种新式帽子，时常戴着，臭美得不得了，自以为“天下第一冠”，以至后来当了起义头目，作了沛公、汉王和皇帝，依旧“爱不释头”。物以人贵，这本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竹皮冠”，在汉代竟成了最尊贵的礼冠，历代皇帝“祀宗庙诸祀则冠之。”（《后汉书·舆服志下》）
偏好产生偏见，恶习催生恶行。自孔子以来被儒生们看得尊严神圣的儒家服饰，刘邦却视为恶俗不堪，憎恶至极。史称其“不好儒，诸客有冠儒冠来者”，竟强行摘下人家的儒冠“溲溺其中”，大庭广众公然当面给客人儒冠里撒尿。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刘邦攻下项羽都城彭城，大儒叔孙通正在彭城任楚官，遂降汉。仓促间未及换衣，还穿着平时常穿的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秦朝虽已发生过焚书坑儒惨案，但只是针对具体人和事，叔孙通于秦二世时任博士，仍穿儒服。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叔孙通从咸阳偷跑出来投楚，历事项梁、楚怀王、项羽，直到初降汉，一直穿儒服，遭刘邦憎恶，方才改穿楚地普通小民衣着。秦王朝、项氏政权都轻视文化，不喜儒生，但并不限制儒生旧有习俗，刘邦竟连儒生衣着也厌见。2000多年来，人们常说秦王朝如何反儒，究其实，在秦汉之际，仇儒最厉害的，莫过于刘邦。
愚昧短视的文盲刘邦白眼待儒生文士，善察天下大势的儒生文士们却截然相反，大都青眼看刘邦，特别是一些杰出者，对刘邦还无比倾心，“情人”眼里出西施，咋看刘邦咋如意，主动依附，热诚投奔，积极献策，忠心效力，甚至搭上老命，也无怨无悔。读《史记·高祖本纪》和《资治通鉴》相应时段的记载，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从当小民、起兵、作皇帝，刘邦一生，几乎时时处处，都有杰出儒生文士的精彩呵护，刘邦事业成功的主要原因在这里，刘邦人生轨迹的精彩之笔也在这里。
秦末有抱负的儒生文士们，睁大了眼睛四处寻找主子，“众里寻他千百度”，遍地大大小小军事首领，一个也不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唯有刘邦这个文盲头儿才是最佳人选，虽然浑身都是痞子味，让人不好受，但在最关键的地方却魅力四射，特别诱人。
“孺子可教也！”是老师对有培养前途学生的赞誉。而对杰出儒生文士来说，并非所有王者都可教，死木疙瘩多的是，正话反听更不少，一旦选错，轻则徒费口舌，重则惹大麻烦，而一旦瞅准，则满腹经纶就可大加施展，纬地经天，建不世之功。文士投军事实力，固然有多种目的，和文盲武夫一样，也想升官发财，但文盲武夫视升官发财为最高目的和唯一目的；儒生文士则往往将施展抱负，践行所学，拯世救民，看得高于一切。刘邦虽是文盲，却悟性极高，对文士们的意见，明于判断，敏于抉择，勇于践行，在秦末众多军事实力中，没有任何人能与之媲美，所以天下精英无不对之倾心。
比如张良，得黄石公秘传《太公兵法》，遵嘱潜心揣摩十年，备俱“王者师”资，最初本欲到留县投楚假王景驹，半道碰着自称沛公的刘邦。张良试着给刘邦讲《太公兵法》，刘邦每次听了都说好，并当即付诸实施，“常用其策。”张良也曾对其他将领讲《太公兵法》，却都听不懂。张良不禁感叹道：“沛公殆天授！”对刘邦的天赋佩服得不得了。其时刘邦刚起兵不久，实力很小，只有几千人，又遭雍齿叛变，正陷困窘之中，和张良一样，也是往留县去投景驹。张良却已认定，刘邦就是他理想的主子，值得为其师的王者，“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自此终生跟定刘邦，倾其所学，为刘邦画策，成为刘邦首席高参，而刘邦对张良也百分之百地言听计从，刘邦打天下、治天下、死后仍能安天下，谋略主要得自张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张良，秦末群雄逐鹿中，就不会显出一个既无背景，又无德性的底层小民刘邦来。张良对得起刘邦，刘邦也对得起张良。像这样君臣相知相答，相得益彰，无一丝缺憾，笔者遍查二十五史，堪称绝例。人们盛赞的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君臣知遇，似尚无法与此比肩。刘备并未全用诸葛亮之策，诸葛亮也并未全听刘备之嘱，遂有刘备的夷陵惨败和诸葛亮的街亭之失。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听信谗言，怀疑魏征，竟下令推倒自己撰文并书写的魏征纪念碑。较之刘备和唐太宗，刘邦真是清纯得多，可爱得多。
刘邦虽然是个文盲和流氓，性格中却也有特别诱人之处。《史记·高祖本纪》称其“意豁如”，“有大度”，《汉书·高帝纪》赞其“性明达，好谋，能听”，均非虚誉。心地开阔，襟怀博大，容得下事，善与人处，天赋领袖气质，确是刘邦性格的魅力所在。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熏染，总体上不喜儒生文士，但具体到个人，一旦知遇，即真诚相待，终生礼敬张良，亲爱萧何，信任陈平，重用隋何、郦食其。对儒生文士们的建议，觉得合理，立即付诸实施，即便是馊主意，纠正以后，也不怪人，这一点最为可贵，是刘邦最能吸引文士的亮点，也是刘邦高于当时其他所有军事首领和历代“明君”“圣主”的靓点。在打天下和治天下的实践中，刘邦日益觉察到儒生文士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自己轻视文化，仇视诗书的浅薄，逐渐矫正言行和政策，向文化靠近，向儒学靠近。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临死前，途经鲁地孔子旧居，“以太牢祠焉。”“太牢”，即用牛、羊、猪各一头作祭品，乃最高规格的祭品。自此以后，“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刘邦，遂成为第一个隆重祭孔的皇帝，第一个把孔子由民间圣人尊为官方圣人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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