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的话
□邢庆仁
在绘画上引我入门的人是父亲，领我出门的人是母亲。
从1989年我创作《玫瑰色回忆》到2019年，刚好是三十年。当年我29岁，如今是59岁。那个时候好多事情都不明白，也弄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我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我一直在努力，我在找生活、找艺术、也在找我自己，一步一步地提炼直到今天的抽象。
在这三十年里，我当然有过偷懒，也想舒舒心，轻松轻松，我看那些小孩子哭着哭着就笑了，看那些老人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到底是为什么，这些烦恼和忧伤不正是我们人类所有的困顿。
我生长在故乡，听着土地的声音，故乡的日出，故乡的日落都是祖先的色彩，都是我身体的密码。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在故乡读完了五十多幅世界名画的印刷品，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更换一次，那些名画贴在土墙上，我躺在土炕上，看得多了，看得日子长了，那些画和我一样与故乡有了神交，我有时分不清是米勒画上的人物在地里捡拾麦穗，还是我的祖辈或者邻居，他们都是一样的色彩。村口的麦秸垛是莫奈的干草垛。凡高的麦田每年也都要摇醉我的故乡。这个阶段的经历让我倍感珍惜，它是我十八岁以前自己解读世界名画的私人版本，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是，却是我贴着故乡的土地对图像的认识和理解。
有句话，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人都认为满瓶子好，我倒喜欢半瓶子咣当着还有声音。学问是学不完的，不可求全责备。见过一种绿植叫孔雀竹芋，白天看上去舒展还很正常，一到晚上就神经了，叶子直直地硬着朝上翘。我一会儿看明白了，一会儿又犯糊涂了，想来想去还是不弄明白的好，它爱怎么长就怎么长。
一次，我过咸阳以西，采风交流，来的自然是画友，看的说的都是画，一位大胡子向我介绍他的画和作画过程。我说，画什么不重要，问题是怎么画，从现在的画上看，还是留一个人的好。他说，孩子和老人都是头一回出山，少画了哪一个都不行，万一丢了怎么办。我说，不会的，画在纸上怎么能丢呢。
合情又合理是生活，合情不合理是艺术。会画画的咋画都对，即便错了也对，不会画画的咋画都不对，即便对了也是错的。
杭州朋友来访，问及工笔画和写意，我说，萝卜和青菜各取所需，只要适合你的就是最好。吃肉未必就会发胖。但写意画到了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也着实有点不太严肃，工笔画也有华而不实的问题，虽忠实于面子却丢了里子。画画时我也曾遇到过画得太像而自觉无趣，要么把它涂抹掉，要么重新开始，直画到有点意思才肯放手。现场写生的好处是能发现人之外的东西，即便寥寥数笔，人的神气在，魂在，这是对着照片很难体会得到的。我很喜欢古代兵法讲的“出奇制胜”，艺术何尝不是呢。
画画是人内心的独白，只有画出自己才能点亮人性，要知道，浪漫是人内心的强大，我没有“浪”过，也没有“漫”过。
人在自己的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神态和瞬间，不用刻意改变它，尤其艺术更是如此，疯子有疯子的神态语言，一旦被改造就不成其为疯子，既失去了本色也丢掉了人物个性。好比喝酒，各自喝香为好，喝高了对人不好，对酒也不好。
80年代末，西安美术学院由原来的兴国寺老校区搬迁新址。回城后多年的一天，我在美院办公大楼前看到一尊鲁迅像，先生还是那一袭长袍，昂首挺胸，手里捏着烟卷。我看看鲁迅，看看天空，围着雕像转来转去，像在转一座山。
看过鲁迅，我在曾经生活过的校园里寻找，边走边想。脚步越显沉重，不知能找到什么。半山上长满荒草，几孔窑洞已破败不堪，俄罗斯风格的旧建筑墙面被粉刷一新。有心无语，我倒真成了旁观者，多想蹲在汉字的结构里发呆，乱写乱画，谁都不要管我，我也不管谁，我也不管我。
人什么时候开始过日子不躲不藏，在真实中找到自己，才有意义，因为，真是一切艺术的骨肉灵魂。
表现乡土题材的作品可以土，土得可以掉渣，但气不能土。气土了，画就活不成了。
我的画生发于故乡，故乡是我坚守的理由，虽然故乡老了，根还在，我还有真爱渴望。我细心观察过，杨树生长的声音像受惊吓的风，朝着天空呐喊，这种声音只能在西北、在长安，别的地方兜不住，也吼不起。
我从长安来，我是邢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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