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仲一：三张照片 见证秦陵考古珍贵瞬间

袁仲一站在一号俑坑第一个探方里工作翻拍袁仲一在研究发掘出的秦俑翻拍袁仲一与同事在发掘铜车马翻拍袁仲一近照

从1974年发现兵马俑至今，著名考古学家、秦始皇陵和兵马俑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袁仲一说：“45年来，它们一直是我无声的朋友。”在他珍藏的一些照片中，有三幅格外珍贵，每一张都是他和兵马俑考古的特殊缘分，都有挥之不去和难以忘怀的记忆。

兵马俑的第一个探方

7月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一大早就游人如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秦兵马俑一号坑的遗址大厅里拍照留念，每一张彩色照片都记录着他们在这里感受到的震撼。

在87岁的袁仲一家中，也有一张他在一号坑的照片，不同的是这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他说：“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留下一张黑白照片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当年42岁的袁仲一蹲在探方里，他脚下是兵马俑，那是兵马俑一号坑的第一个探方，编号T1方。

1974年7月，42岁的袁仲一担任秦俑考古队队长。7月15日，卡车拉着他们到了临潼西杨村，执行一项神秘发掘，因为该村农民打井发现了陶俑残片。虽然离那个定格的瞬间已经过去45年了，但袁仲一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留影的位置是一号兵马俑坑东南角T1方第4过洞。“这里面的陶俑全是不穿铠甲的轻装步兵俑，上面还有篷木的遗迹，篷木倒塌后很多俑都碎了。还有被烧过的痕迹，是谁放了火？”袁仲一说。虽然学界一直倾向火是秦末农民起义时项羽所放，但袁仲一认为三个俑坑中1号坑烧得最厉害，3号坑没有被烧，究竟是不是项羽所为，还有很多谜团需要研究。

拿着这张照片，袁仲一笑着说，当年才发现兵马俑时，我们都以为一个星期就能完成发掘，后来谁也没想到，勘探时怎么都找不到俑坑的边界，当时也没有现在的一些勘探技术和设备，整个勘探过程是大家拿着探铲，一铲一铲完成的，仅勘探工作就做了一年。1975年3月，考古队大体确定了一号兵马俑坑的边界，4260平方米的面积让人震惊不已。

第一次正式发掘，袁仲一带着人仅20米×20米的探方就画了27个，而照片中的T1方是兵马俑正式发掘的第一个探方。袁仲一说：“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解秦始皇的地下军团，按照陶俑的摆放密度推算，一号坑应该有6000件陶俑。”

当年在这个探方里，袁仲一和同事们还发现了铠甲俑和战车。“那个时候的发掘条件和现在没法比，秋天俑坑里就已经很冷了，我们穿两件棉大衣有时候手还冻得直哆嗦。因为地下环境湿度大，又长期蹲着工作，考古队的很多人关节都出现了问题。”即使条件如此艰苦，袁仲一也从没有过离开发掘工地的想法，开始是希望除了陶俑外还能挖出一匹陶马，到最后挖出了一个军阵，袁仲一在这里经历了很多难忘的岁月。

为秦俑“相面”

虽然已经87岁高龄，但看到他与一件秦俑的照片时，袁仲一不仅能清楚地说出这件俑在一号坑里的准确位置，还记得“他”站在一辆战车的前面，旁边还有一个俑看上去比较年轻。

袁仲一说：“这件俑的造型非常好，看上去性格很憨厚的样子。”当年还没有科技考古的概念，也没有给陶俑三维建模建立数据库的条件，为了研究这些“无声的朋友”，袁仲一曾花三个多月时间为一号坑里的每一个俑“相面”。他发现“他们”的胡子有24种类型，其中45件长得很像。一号坑东段3列纵队中有一件看上去很年轻的，没有胡子，为什么唯独这件没有胡子？这个问题他至今也没有解开，但却一直在思考和考证。

“我闭上眼睛也知道它们在哪个位置，是啥模样。”袁仲一说，无论陶俑身上是否刻有工匠名字，他都能说出它们的制造者：“没胡子的俑是工匠‘咸阳敬’做的；那个叫‘宫丙’的陶工做了45件陶俑。”

袁仲一在“相面”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兵马俑身上有工匠的名字，一类是中央宫廷的工匠做的，一类是地方工匠做的，目前发现了90多个不同的工匠名字，那么没留下名字的又有多少呢？后来在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砖瓦上，袁仲一也发现了一些与俑坑中相同的工匠名字，他推测这些人可能就是当时手工业作坊中技术比较好的工匠。

发掘铜车马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袁仲一与它合影时，这件国之重器还倾倒在泥土中。

袁仲一记得1980年12月，在秦陵封土西侧，他主持发掘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其中有两辆铜车、8匹铜马和2个铜驭手，15公斤重的金银器散落在坑里。两辆铜车马一辆是警卫乘坐的“立车”，一辆是秦始皇乘坐的“安车”。它们由几千个零部件连接组装而成，工艺复杂。袁仲一说：“清理非常麻烦，碎片高达3000多块，变形严重，要研究几千个零件彼此之间的关系，弄清它们都在什么部位，才敢动手，清理过后的修复也很复杂……”

这是继兵马俑坑之后秦始皇陵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也是上世纪考古史上发现的结构最复杂、形体最高大的青铜器物。总重2.3吨，零件共有7000多个，接口近7500个，焊接口1000多个，带纹接口300多个，连接工艺极其复杂。

1983年、1988年，两辆铜车马先后完成修复，对外展出后轰动世界。“我花了17年的时间研究铜车马，因为它牵涉到古代的车制、车的种类、车马的制作工艺、组合关系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还有许多个零部件的定名等问题。”古代车制和车马系驾问题，长期困扰学术界。过去出土的木质车辆的缰绳都已腐朽了。铜车马的出土，首次完整、准确地展示了2200多年前的车马系驾关系。

1998年7月，袁仲一编著的专著《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出版。

翻过路边的烂砖烂瓦

从1974年到退休，袁仲一先后主持了对秦始皇陵的勘探，发现和发掘了秦始皇陵兵马俑第一、第二、第三号陪葬坑，出土陶俑2000余件，各种青铜器4万余件。

袁仲一说：“二号坑是整个兵马俑坑的精华！”二号坑内容丰富而精彩，有陶俑、陶马1400多件，包括骑兵造型116件、马造型116件、战车造型89件，是由战车、骑兵、弩兵、步兵等组成的具有前角后犄的曲尺形军阵。“四个小阵套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曲形阵，可分可合，浑然一体，可发挥多兵种作战的威力。”他一边说，一边学着陶俑的样子，站姿神情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说：“这么多年了，我和它们有很深的感情，时间长了就想去看看，只要站在俑坑边心就很平静。”

袁仲一研究认为，一、二、三号兵马俑坑，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可称之为“宿卫军”。以战车、步兵相间排列的一号坑为“右军”；以战车和骑兵为主的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是统帅左、中、右三军的“幕府”（指挥部）；未建成的废弃坑（四号坑），应当是准备建的“中军”。一、二、三号兵马俑军阵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完整的军阵编列系统。

退休后，袁仲一没有闲着，秦始皇陵附近几乎每平方米都有他的足迹，每次在那转悠都有收获，袁仲一总能捡上几块陶片，发现陶器、砖瓦上的文字。这些年他相继出版了《秦陶文新编》《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中国第一位皇帝陵的陶质军队——秦始皇地下宫殿的艺术和文化》（英文版），及80万字的专著《秦兵马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他笑着说：“过去，人们经常看到，一个戴草帽挎黄布包的人，整天在那里翻垃圾。其实，那就是我！路边的烂砖烂瓦，我都翻过。”《秦代陶文》和《秦陶文新编》中的很多文字就是这样翻出来的。

希望了解秦陵内部

从秦俑考古队队长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再到后来退休，袁仲一与秦俑、秦陵打了一辈子交道，他也被人们誉为“秦俑之父”。

问及他对兵马俑发掘工作有什么遗憾？他笑着说：“对考古没有遗憾，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做法和选择都是正确的，我们找到了沉睡的‘地下军团’，用中国人的智慧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世界遗产。”

但他也坦言，对博物院的建设是有遗憾的。“当年修建一号坑保护大厅时，顶部的一根横梁造价30万元，当时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现在这么强大，能拨付的专项资金很有限，为了修一号坑的保护大厅，陕西省东拼西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为了省一根横梁的钱，一号坑保护大厅在设计上做了取舍，有一部分遗迹没有包含进来。”袁仲一说。

如今，袁仲一还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名誉院长，建院40周年的时候他还去做了讲座，很多年轻的“秦俑人”将他奉为心中的丰碑。他也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他说：“这些年他们掌握了很多新技术，秦俑是宝库，年轻人在兵马俑的彩绘保护和修复中已经探索出了很多新方法，他们发现了秦俑身上的中国蓝和中国紫，也为陶俑建立了数据库，这对修复工作帮助很大，让兵马俑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我希望将来有机会通过现代化的手段，看看秦陵里面是什么情况，也不枉我和它们做了一生的朋友。”

在袁仲一的心中，2000多年前秦军军阵的编列是十百为群、千万成阵的千军万马，这凝聚着秦人摇山撼海的勇气，这也是秦人信念、力量和进取精神的体现，更是中国的时代精神。

文/记者张佳图/记者张宇明

新闻推荐

筑起民警执法权益“安全屏障” 记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民警韩伟

本报记者宋超当民警执法执勤中遇到暴力抗法、恶意投诉、侮辱诽谤时，他总是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及时启动民警维权工作机制，打...

咸阳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咸阳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