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首都”观张勃
都，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城市，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称谓。在我国古代又有都城、都下、京师、京华、帝京、辇下等多种称呼，1927年以来则习惯称为首都。虽然在我国“首都”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对国家都城的建设和经营却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具体而言，中国古代核心的首都观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都城应位于“天下之中”，是中国古代首都观的基本内容
都城应位于“天下之中”，这是中国古代首都观的基本内容。诚如《吕氏春秋·慎势》中所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关于天下之中的所在地以及为什么要选天下之中为都，《周礼·地官·司徒》解释说：“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按照上述说法，天下之中所在地，就是夏至时八尺之表影长为一尺五寸的地方。因为天地合于此，四时交于此，风雨会于此，阴阳和于此，为百物阜安之地，所以最适合建为国都。不过，由于宇宙观的不同，天下之中有不同的确定方法。《晋书·天文志》说：“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大意是天和地都是中间高四周低，天地之中位于北极星的下方。
史载周成王打算将都城迁到洛邑，先派遣召公去堪舆相宅，后来周公旦又去察看，于是洛邑“居九鼎焉”，成为国都。对此，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建都于天下之中，居中而治，是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和历史传统。司马迁曾经用三代的例子说明定都于天下之中对于国祚久长的重要性：“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而后来的王朝虽然各有其都，但总是将其宣称为天下之中并努力将其营造为天下之中。元明清建都于北京，同样强调其天下之中的地位。早在忽必烈尚未南下之时，就有人赞誉北京的形势，并将其与天子居中而治相联系：“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李洧孙《大都赋并序》中更明确指出大都所处之地为天下之中：“昔《周髀》之言：天如倚盖而笠欹，帝车运乎中央。北辰居而不移，临制四方。下直幽都，仰观天象，则北乃天之中也。”按照这里的说法，天就像欹车盖,南高北低，像斗笠一样扣在大地上方，北极星高悬不动，群星则在它四面环绕。它的下面正对着幽都，幽都就像北辰，是天下的中心。明人陈敬宗《北京赋》同样强调北京天下之中的地位：“圣皇之建北京也，绍高帝之鸿业，启龙潜之旧邦。廓天地以宏规，顺阴阳而向方……拱北辰兮帝居，陋巩固于金汤。均万国兮会同，而适居天下之中央也。”
不仅都城选址时要考虑位于天下之中，建设都城时，也刻意将其营建为天下之中。比如明清时期分别在北京城外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上修建改建了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作为郊祀的场所，通过四郊的确定将北京城置于“中央”的位置，进一步突显了天下之中的地位。而一条长长的中轴线自北而南从宫城、皇城和内城内穿过，形成大大的“中”字，更是天下之中的典型象征。在这条中轴线上，分布着象征阳的乾清宫、象征阴的坤宁宫、象征阴阳交汇之地的“交泰殿”，以及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象征“阴阳和于此”，以确证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天下之中。
象天法地、象天设都成为营建国都时的一个重要法则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与“天下之中”的首都观相联系，象天法地、象天设都成为营建国都时的一个重要法则。中国古人仰观天象，将北天球的恒星划分为三垣和四象七大星区。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黄鼎《管窥辑要》云：“盖中垣紫微，天子之大内也，帝常居焉。上垣太微，天子之正朝也，帝听政则居焉。下垣天市，天子畿内之市也，每一岁帝一临焉。凡建国，中为王宫，前朝而后市，盖取诸三垣也。”这段话非常明确地指明了都城的空间布局安排是对天象的模仿。根据《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在修筑吴国都城阖闾大城和范蠡修建越国宫城时均已采取象天法地、象天设都的法则：“子胥乃使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八风。水门八，以法地八聪。”“范蠡乃观天文，拟法于紫宫，筑作小城。”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也都按天象布局。史书记载秦始皇在渭水两岸营建咸阳宫和阿房宫，阿房宫四周建有阁道，一直通到南山，在南山顶上建阙，然后架起一条复道，将阿房宫与咸阳宫连接起来，“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在这里，咸阳宫就是天上的北极星，渭水就是天上的银河，阿房宫就是营室宿。
明清紫禁城，同样象天而设，只是与秦都咸阳相比，采取了更为婉曲的表达方式，比如通过建筑命名或对联的用语来表示，如宫城又称紫禁城，太和殿楹联云：“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凤城回北斗，万邦和谐颂平章”，中天、凤城、北斗等都鲜明地反映了与天象的关联。象天设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观念，象征着国都和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包含着对德治天下的期待。诚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首都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汇聚多种礼仪场所的祭祀重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围绕着天神、地祇、人鬼展开的国家祭祀活动，是礼制最重要的部分，在古代国家事务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没有宗庙这样的祭祀场所，是判断一个地方性质的标尺和准绳。《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周礼·考工记》提到营建国都的理想模式时也说一定要有祭祀场所，即“左祖右社”。从实际情况来看，秦朝及西汉中前期以前，祭祀场所并不集中在都城，而是分布在广泛的区域，皇帝需要长途巡行才能完成祭祀活动。汉成帝初年，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提出应当重视都城在国家祭祀中的地位，于是在长安南北郊营建了祭祀天地的场所。平帝元始五年，在王莽等人的主张下，都城内外营建了大量祭祀建筑，史载“长安旁诸庙兆畤甚盛矣”。这种将最重要的祭祀场所集中于国都的做法，大大提升了都城在国家祭祀制度中的地位，并且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首都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成为汇聚多种礼仪场所的祭祀重地。自此，皇帝不必离开首都便可以完成国家最重大的祭祀礼仪，由皇帝亲自致祭或遣官致祭的定期不定期举行的祭祀活动，成为首都极具特色的风景，由此首都的神圣性和特殊性得到进一步的塑造和彰显。
首都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
在古人的心目中，国都“有宫阙城池之壮，宗社百官之富，府库甲兵之殷盛，以至于四方贡献，奇货玩宝，靡不辐辏”，是国家的政治中心、祭祀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对于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作用的首善之区。明代梁潜说：“京师首善之地，万国之表，制作之示于天下，必由内以达外，教化之渐被于四方，必自近以及远。”
京师为万国之表，“诸夏必取法于京师”。宋代彭汝砺说：“四方之人，其语言态度，短长巧拙，必问京师如何，不同，则以为鄙焉。”国都既然是万国之表，就应该为首善之区。这里的首善，一方面指最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尤其是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方面达到一种比其他地方都要良好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指首先好，即国都在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的建设方面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为此，古人特别强调应该率先厘正国都的风俗，提升国都的道德水平，使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东汉匡衡曾经就都城长安发表过如下观点：“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仿）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认为长安作为亲承教化的都城，风俗好尚竟然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区别，不但没有发挥理应发挥的作用，还以其奢靡之风影响了一些人，这事关教化和风俗，应该率先厘正。宋代人张方平也认为应该重视都城的首善表率作用：“孝弟本于朝廷，礼义始乎京师……今京师者，宫室所在，王教所先，宜乎其风俗敦厚质固，以表正万邦，使八纮取则，远人知慕。是当以道德为富，而不以繁华为盛。”
选址于天下之中，象天设都，京师为祭祀重地、首善之区等构成了中国古代首都观的重要内容，其中既突出和塑造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与威望，也体现着古人对中正和谐的崇尚，对首善有序的追求。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张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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