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纲与我与文学陕军 刘成章
我这个人，极不善于交往，比如最近五六年一直住在北京，人们一定以为我对北京很熟了，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其实，我几乎是京城的隐者，除了家人和同院的人，和任何人都罕有来往。
众所周知，阎纲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又是我们陕西乡党。按说，作为陕西作家，我应该在新时期伊始，我正式跨进文坛的时候，就贴近他了。可是，我尽管十分敬重他，却总是远远地望着他，听他在西安精辟地评析文学创作，看他在京城为陕西文学助阵。有时他也会和我有个眼神碰撞，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走近一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举办的“韩愈杯”散文大赛，在洛阳颁奖，为时好几天，从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看，我去了，他也去了。我在那里写下《观移楼》，他在那里写下《韩愈墓旁的酸枣树》。我只是记得，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在餐桌上反复关照一位饭量惊人的传奇老人，说他曾经捕猎虎狼无数。我曾到邵燕祥的房间里去过，河北老画家韩羽正在那里，送了我一本著作。他签名时，我想让他在扉页上随便画上几笔，他却不但不画，签名也签得极小极小，且蜷缩于一隅。我感觉这名扬四方的大画家，真是有点儿超尘范儿。但是，遍搜记忆，我竟和乡党阎纲没有任何交集。
1994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给我出了一本《刘成章散文集》。我像往常一样，随便给一些文坛朋友寄了一些书。只是寄书，里头并无附信，其中就有阎纲。意想不到的是，不久，阎纲就给我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评论：《刘成章的散文——无韵之信天游》，首肯了我在当代散文界比较突出的贡献。对于此序，著名军旅散文家杨闻宇曾多次对我说过：“这是一篇写得最有分量最到位的评论。”我自然对它十分珍爱。后来，我把它作了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羊想云彩》的代序。在我的愚人般的跋涉道路上，在我的生命里，这篇评论，无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在不久前，阎纲还不顾年迈体弱，又给我的一篇小小新作写过一篇短评。话虽不多，却字字暖心。
由于阎纲的俯就厚爱，我和阎纲的接触当然多起来了。我每前进一步，他都十分热切地关注着我，为我打气，并指出我的缺点。他听说西安举办我的作品讨论会，专门写信给陕西评论家王愚，对我的作品作了言简意赅的分析。我们逐渐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刘茵，以及英年早逝的女儿阎荷，也都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刘茵在她去世前的四五天，还在为我谋虑。她对我真是关怀备至。我想借此机会，给远在九霄的刘茵母女，献上一束心上的鲜花。
其实，阎纲对陕西的主要作家都给予过悉心照料，鼎力支持。他年轻时就对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推崇备至；尤其对柳青，敬爱有加。跟踪研究，从1960年到1978年柳青逝世，其间18年，他先后拜访了六次，并且写过许多评论文字，出版了有广泛影响的《〈创业史〉与小说艺术》。我在美国曾经看到，好多大学图书馆都藏有此书，可见其沉淀之辽远。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了研究柳青的权威之作。记得我还在大学读书时，和几个同学一起造访柳青，柳青对我们说：“阎纲这个青年评论家很有水平，你们应该多注意一下。”直到最近，阎纲还在深掘柳青的艺术理想和创新精神。对于年轻一代作家，无论是对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邹志安、陈彦、高建群、杨争光、叶广芩，还是对京夫、和谷、朱鸿、王观胜、红柯、王蓬、程海、李汉荣，他都给予过书面或口头的评介。好多人都知道，在阎纲的身上，遍布传统美德。他曾把父亲接至身边好多年，天天亲手为老人洗脚，不曾一日停歇。爱女因子宫癌去世之后，他为了警示年轻女性，强忍着悲痛，写了好几篇文章。对于陕西作家群，他一直持有一种古道热肠。正如评论家李建军所说，他“口中吐火，火中生莲”，深入研究，从而给了及时中肯的评析、指点和扶持。这里头当然有他的家乡是陕西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认，他主要是出于对繁荣我国文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这几十年来，人们都会看到，他是陕西文坛的常客。只要是举行重要的作品讨论会，他一般都会赶来参加。而一听说陕西重要作家到了北京，他都会赶至宾馆，前去探望，百般激励。他以他评论家高屋建瓴的大智大慧，经常给陕西作家群出谋划策。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反复强调，陕军就该发挥陕军的优势，多写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艺术风格上应该是“陕西造”。后来他又指出：“地方的与民族的相结合，传统的与现代的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中西结合，土洋结合，是陕西文学的根本出路；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与人性的深度揭示三者完美的结合，是陕西文学的质量保证。”
新时期伊始，阎纲在医院做完手术的第三天，他接到文艺报送来的一些清样，其中有陈忠实的《信任》，他怀着说不出的激动心情，在枕边写了“校后又及”，说：“《信任》仍然带着关中芬芳的泥土气息，观察生活深入，同时满怀善意，一新人的耳目。”终使其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不朽巨著《白鹿原》出版之后，阎纲兴奋异常，他精辟地指出，《白鹿原》的诗魂在精神，在发掘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包括处世、治家、律己和自强不息的过程中善恶因果的对立与调试。《白鹿原》的突破，体现在历史的深度上——通过隐秘的心灵史质疑万能的“斗争哲学”，具有举重若轻的智慧和诸多层次的实证，成就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路遥的《人生》出世之后，阎纲立即指出：“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他还说：“路遥进取者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对于阎纲的评析，路遥当然很是激动和感动。他给阎纲复信说：“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给予热忱的关怀。”路遥认为，阎纲对他的《人生》，有敏锐的理解。路遥死后，刘茵遂约延安大学教授厚夫，撰写了《路遥传》，此书对宣传路遥功莫大焉，至今仍在畅销。
我记得很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初出茅庐的贾平凹的《商州三录》甫一发表，阎纲马上对平凹高度赞赏，说贾平凹是关中才子。后来贾平凹遇到波折时，阎纲总是鼓励，说，平凹时时刻刻把芸芸乡民、山寨草民、贫苦平民挂在心上，不回避他们的落后、愚忠、狡黠、野蛮甚至残暴，恨铁不成钢。他是他们的儿子，土得掉渣。而平凹又灵性十足，细腻从容，俗而雅，巧而奇，色而空，实而虚，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中国文学史上，“平凹风格”自成一家！
近年阎纲回陕西老家养老，虽然已是奔九十的人了，却礼贤基层作家，整天忙于分析研究，极力向社会举荐王海等人的乡土作品。他听说县上有个地道的农民，叫白孝平，整年写作不辍，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写了不少作品。于是他亲自登门拜访，给了他极大的温暖。他还准备帮县上编辑出版一套礼泉文学书籍。他由于过度劳累，最近大病一场，但病榻上还在坚持工作。阎纲的这种精神，感动了无数作家。
在我所经历的这些年里，陕西文学之所以蓬勃发展，成了全国瞩目的文学大省。除了陕西自身的原因外，高瞻远瞩热情助力的大评论家阎纲，是一个不能或缺的人物。我想，新中国建立以来，上苍希望曾经是十三朝古都和革命圣地的陕西，永葆光荣，争当优秀文化的翘楚，就打发来阎纲，让他在我国文化风云激荡中经过淬炼之后，前来助阵。阎纲不辱使命，以自己的行动，为文学陕军当了得力的参谋长；阎纲不辱使命，边鼓敲得让人心劲儿倍增；阎纲不辱使命，成了每一部优秀作品的助产师和保护神。如果用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比喻陕西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那么，我想，阎纲就是永垂青史的别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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