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霞草堂走出的报人：于右任和张季鸾
烟霞草堂遗址位于今礼泉县东北三十里、烟霞镇北十里的九嵕山下山底村，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刘古愚隐居讲学之地。康有为在为刘古愚的文集《烟霞草堂文集》所作的序中说：“先生亦以党人被疑谤，辟地躬耕于烟霞洞。”烟霞洞因西汉名士郑子贞在此“栖隐”而有名。刘古愚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陕西维新变法领袖。清光绪元年(1875年)参加陕西乡试，中举人。他主张教育强国，先后出任味经书院院长、崇实书院院长。1895年后，响应康梁变法，积极宣传西学，时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称。有《烟霞草堂文集》传世。于右任曾在刘古愚任教的宏道学堂求学，是刘古愚的的得意门生。刘古愚隐居烟霞草堂后，前来从学着络绎不绝。1902年，张季鸾（字炽章）从榆林来到烟霞草堂求学，侍立先生左右，和前来拜访的于右任相识，二人在刘古愚的影响下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后来在近代中国的新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并结下了终生的深情厚谊。
烟霞草堂远离市廛，环境清幽，洞溪清澈，北面有不少陪葬昭陵的唐代名臣名将墓冢，谷地果树遍野，春夏山花烂漫。刘古愚曾与学生游至草堂前，回望昭陵，指陵前累累墓冢说：“此陪葬功臣，皆随太宗廓清天下之人也。五胡乱中原数百年，至太宗出而夷狄之焰熄，四海又安，此老真大有旋转手段。其陪葬功臣亦各辅太宗以奏肤功，皆人杰也。”接着又说“我今讲学于此，与此等鬼雄为邻，亦豪矣！”
张季鸾在《烟霞草堂从学记》中生动记述了刘古愚当年办教育的环境：“烟霞草堂为庚子后所建，在唐昭陵之阳，负山面野，深谷怀抱，唐诸名将墓皆在指顾间。地极清幽，去市尘十里，群狼出没，常杀人。”
在张季鸾眼中，“先生威仪峻整，望之俨然。讲书时严整尤甚。学舍以朔望为大礼，谒圣后，先生就礼堂讲书。”“平居端重，饮酒则豪，门人远来必设酒，而以在学者陪。”“书斋冬不具火，破纸疏窗，朔风凛冽，案上恒积尘，笔砚皆冻，而先生不知也。”“余侍读半载，未尝闻一语及私。凡家人生产、起居。衣食之事，常所不能忘，先生则未尝措意。”“余在门下为最幼，先生钟爱之，仅一受斥责，至今不忘。忆在残腊，陈君夑已归西安，余与亡侄崇基留舍，某晨日高未起，先生适经门外，严斥之曰：‘炽章，八点尚未兴耶？’余亟起，见师有怒容，悚惧万状。盖社规六时必起也。然余十年来晏兴为常，八时起床乃绝少，追维师训，愧悚何如？”“于门人慈甚，或违教则谆责之，罔不愧悟。其教门人也，无智愚、新故，皆悔迪不倦。门人负先生者，事过辄恕之。乡人求教，无不满意以去。”
当时的礼泉知县某代陇吏致聘书载丰筵到草堂，张季鸾回忆他和几个弟子在门外等待，屋内两人谈话，只听先生抗声说：“老父台胡说！”“知县唯唯，门外人不不知何事，相与匿笑以为奇。”光绪二十九年上元，知县请刘古愚进城观灯，归来后对张季鸾等生说：“今日知县夸灯好，我告以使良民为无益之戏，何好足云，知县大不欢，我不顾也。”
于右任、张季鸾后来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办报纸刊物，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于右任返回上海后，相继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张季鸾在日本学习期间，主办《夏声》杂志，并为于右任主办的报纸撰稿。1909年春，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张季鸾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英方被迫释放了于右任。武昌起义爆发，张季鸾决定回到国内，到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任记者。他在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起义，必获成功，我决定先行回沪，协助于右任先生，鼓吹革命思想，期望早日达到革命成功目的。”《民立报》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张季鸾在这样的一个民主革命熔炉中经受锻炼和洗礼，结识了许多革命党骨干，同时也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才华。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张季鸾等，并题“戮力同心”四字，嘉勉于右任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张季鸾经于右任推荐，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于右任也在交通部任次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右任、张季鸾相继离开临时政府，再返上海，办民立图书公司，同时续办《民立报》。于右任还委派张季鸾到北京，担任上海《民立报》记者，同时创办北京《民立报》。张季鸾和于右任以鲜明的立场，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痛斥袁世凯的野蛮暴行。
从烟霞草堂走出的张季鸾和于右任结下了一生的深情厚谊。1932年春，张季鸾回到西安，走访故旧，有感于于右任辗转莫斯科，请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北伐军遥相呼应，进军西北解西安之围，故土才重现和平，即兴赋诗一首，称颂彼此的交情和友谊：
曾听焦尾伯牙琴，
百里弦歌一片心。
但愿末抛花县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1934年，张季鸾准备回乡为去世的父母立碑，请于右任书写由章太炎撰写的墓表，于右任欣然允诺，不顾养病之身，五小时内书写一通。
张季鸾五十寿辰，于右任有感于同乡好友事顺家兴，不仅触景生情，作《寿张季鸾》诗一首：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州。
君莫谈民立，同仁尽白头。
这首诗，可以说是对张季鸾多方奔走，动员全民族各方形成统一抗日战线，维护国家利益所做贡献的中肯评价。
1938年10月11日，于右任和张季鸾聚会，谈及抗战形势及两人前半生友情。于右任感从中来，填词手书一首《双调折桂令》，纪念张季鸾在北京出狱25年:
危哉季子当年！洒泪桃源，不避艰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吊民立余香馥郁，说袁家黑狱辛酸。到于今大战方酣，大笔增援。廿五周同君在此，纪念今天，庆祝明天。
张季鸾后来主持《大公报》笔政15年。1941年8月31日，张季鸾因病重住院，于右任多次看望。在张季鸾临去世时，于右任不顾年迈之身守候在医院，安排后事备办殓具，在遗嘱证明人的地方，郑重地添上了自己的姓名。9月27日，于右任发起筹集“季鸾新闻学奖学基金”，以表彰季鸾对新闻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后来，于还担任全国新闻界、陕西省各界公葬张季鸾先生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4月16日晨，全国新闻界在重庆举行公祭张季鸾仪式，于右任亲往现场照料，看着张季鸾的灵柩装上汽车，然后又赶到监察院审计部门口路祭，路祭既毕，张季鸾先生遗孀陈孝侠女士携儿子张士基，与于右任挥泪告别。经过半个月艰难的跋山涉水，张季鸾先生的灵柩抵达西安，暂栖兴善寺，后葬于樊川。
1944年11月，张季鸾的遗著——《季鸾文存》出版，于右任为之题写书名。1957年陈纪滢所著《报人张季鸾》出版，于右任慨然题诗：
为报榆林张季子，
飘零遗稿竟编成。
于髯今日还诗债，
怅望中原有哭声。
痛心莫论大公报，
民立余馨更可思。
发愿终身为记者，
春风吹动岁寒枝。
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于右任对故人的深切怀念，对《大公报》凋零的痛心，更是对祖国不能一统的深深惆怅。
（来源：人民政协网及张德臣张延峰合著的《关学后镇刘古愚》）（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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