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德与泾干书院
王冰
近年来对于明清以来秦商研究的深入，居于泾阳西北乡的社树村姚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大户”“巨富”“商业帝国”等词汇不断地向社树村姚姓集聚。其实，如果翻阅现存文献，就会发现清朝末期的姚家与泾阳甚至是西北近代教育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社树村姚家一位名为姚德的“坐家道台”。
姚德，字玉茹，是一位非科举出身的居家道员（议叙道员）。清代中后期泾阳西北商业气息深厚，有许多富家大族，其家资以百万计者亦有数家。这些商户在近代多灾多难的陕西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向朝廷或地方捐助大量的钱财以赈济乡人，由此也得到政府名义上的赏赐，其中荣誉性的称号如“议叙道员”就是其一，姚姓户族中就有许多这样的“官员”。与其他“议叙道员”不同的是，姚德虽然并没有中规中矩地取得功名，却由于乐助文化教育事业以及他的赈济行为被官方记入官方所修地方志中。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独资兴办泾干书院，资助当时闻名西北的陕甘味经书院。
泾干书院是在泾阳“壬戌之变”中城池被屠，周边村镇或屠或逃，人口损失一半以上，本土经济根本大半被毁的社会环境下创建的。在这次变乱中，所幸商业气息深厚的泾阳经济在外省外埠尚存一息，战乱甫息，不屈的泾阳人立即着手恢复建设故乡。实在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最先得到恢复的是泾阳教育。复兴泾阳教育的过程之中，姚德先声首倡，厥功至伟。据宣统志记载：社树人姚德、姚敏兄弟二人即独家承担创修泾干书院的工作，1869年建成的泾干书院大约位于原县城西北，今天泾阳县人民医院即其旧址。
创办泾干书院前后花费白银万两有余，其后为保证书院运行，又出资五千两发商运行，以当时银钱发商月息1%（《味经书院志》数据）计，每年至少六百两膏火之费。
泾干书院之后，泾阳县陆续或恢复，或新建了正谊、瀛洲、味经、崇实等书院，姚德、姚敏兄弟在这场以教兴泾的运动中不但首倡有功，而且在后来的泾阳各书院捐助名单之中，也不难发现姚德兄弟俩的身影。清代末期以封建儒学正统为统治地位的年代，非正途出身且身兼官商二重身份的姚德要办学难度绝对不会太小。泾干书院初办之时姚德即以商人独有的眼光先扩大书院影响，商请时任陕甘总督兼钦差大臣左宗棠书写书院名称。左宗棠很欣赏姚德这个非正途出身的“官员”，毕竟姚德在左宗棠平靖陕甘回事提供了巨大财力、物力支持，在姚德墓志曾记载：“而秦事孔棘时尤有大过人者，骊山烽火，轻渭无舟，官军莫渡，君星夜造五渡船，师赖以济，军屯灞、柳，唱筹量沙，协饷不继，君输巨款，为秦人倡师，赖以克。”由上可以看出姚德为左宗棠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船只，和数量巨大的资金，所以当姚办学要求左氏提供方便书写门楣时，这点面子左宗棠还是给的，更何况左氏本就与一般的酸腐儒士大有不同。有总督大人支持这面招牌，又何愁泾干书院不为世人所知。
为发挥书院培养大量人才的社会作用，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延请名师。所聘名师由于史料缺轶，难以周知，但书院有三位山长对于泾干书院影响巨大。光绪二年（1876）关中大儒柏景伟（子俊）受聘泾干书院为山长一职；十一年（1885）大儒刘古愚任书院山长（类校长职）；十七年（1892）刘的学生杨蕙主讲于泾干书院，这三位院长属于清末关学代表人物，既重视传统又不忽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对于培养社会转型期的新型实用型人才起到很大的作用。除了这三位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外，在《合阳县志》还提到一位大儒：“车顺轨，字云衢，陕西省合阳县城关镇官庄人，清道光年间进士，生卒年不详。历任国史馆编修、文渊阁校理、湖南学政……咸丰初年因病回家，主讲于古莘、泾干、五凤、关中等书院。其道德文章，享誉三秦。”
泾干书院从同治八年（1869）创办到壬寅学制改革（1902）之时，更名泾阳县高等小学堂，存在时间约34年之久。至1902年，姚德本人早已去世十余年，数十年间书院历经陕西两次特大旱灾（1876年前后和1899年前后，两次大灾均延数年。姚德殁于1899年。）饿死陕西数百万人的饥馑而未中辍，从而不难想象姚氏一族为此付出的努力。
泾干书院在创办之时并不排斥俗世之学，所开设科目既有传统儒学类科目，亦有经世致用的学科，据记载泾干书院曾设有“农艺科”，《豳风广义》大约就是泾干书院重要的读本之一吧。光绪三十二年泾阳知县周楠就将位于泾干书院原址上的小学堂改为泾阳县农艺学堂，使之成为一所近代职业教育学校。
姚德在乱世能关注社会民生，能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社会潮流发展，其境界与眼光已超出经济范畴，应该得到后世社会的肯定。（作者系泾阳王桥中学教师）（E）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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