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在《天下第一渠》里的陕西大饥馑之民国十八年劫难
高彦民
《天下第一渠》是泾阳籍著名作者、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白描,应家乡政府的邀请以纪实的手法为世界文化遗产郑国渠所立的传。其第十六章《关中大劫》，描述了民国十八年年馑的灾难。哀我多难的乡梓，泣我不幸的祖先。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至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5月期间的庚子饥荒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创伤与阴影尚未消散，28年后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场更大的苦难又开始肆虐。
据有关史料记载，民国十八年年馑北方八省的大饥荒，导致一千三百多万人死亡，其中以陕西关中旱灾最为严重，饿殍及死于病疫的三百多万，逃亡六百多万，约占当时陕西总人口一千三百万的70%。
对这次年馑，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曾成立“全国赈灾委员会”，并于1929年9月派出“西北灾情视察团”赴陕西关中各县视察灾情，据实向上和对外报告。从《民国赈灾史料初编》中《灾情与灾赈》部分收录的视察团向陕西省赈务会和全国各大报馆发出的三十九份电文内容，便可由点到面，管窥灾荒的景象。上海香港四号门报公会鉴：视察团灰晨赴省垣西北二乡，东菜园、韩原店、孙家湾、炕底寒、二府庄、大白杨、火烧壁、西十里铺等处视察，田黍枯萎，焦如火焚，高只尺余，收获不足一成，棉花亦然。民居十室九空，拆房售卖者十之四五、树皮果实，早已采罄，现食糠秕、土粉，灾民遍野，日有饿毙。因无麦籽，田未耕者十有八九，明年春麦，仍恐无望。是晚六时，教育厅长黄统及各校长于钟楼天文台欢迎视察团及沪汉慈善代表，席间述陈陕省灾情及饥民惨状时，声泪俱下。
当时南京赈灾委员会代表田君杰呈送南京赈灾委员会主席许俊及奉命陪同灾情视察团赴各县实际视察的陕西官员蔡雄霆呈送给时任陕西省赈务委员会主席、民政厅长邓长耀的几份报告，描述了当时视察各县的情况："南京赈灾委员会许俊老钧鉴，视察团灰日至长安县西北二县勘灾。车出北门，时于五分钟内，瞥见饿死十余人抬往万人坑，其为同人未见及未掩埋者，多不胜计。同人连经东菜园、孙家湾、坑底寨一带数十村，居民房屋十九拆除变卖。据父老云，已三年六料未收，所赖以活命者惟糠秕、野草而已，死亡人数在十分之三以上。外逃者尤众，道旁行人大都踉跄不能自主。每过一村，灾民多哭苦哀诉，目击惨状，不觉涕泪沾襟……同人等真日经省各县视察……首至咸阳，据县长李君言，该县人口十三万，去冬迄今死三万，逃二万余，均可急切待赈者……继过兴平县，有所谓才（策）村者，即董仲舒之故里，一年前尚有居民六十余家，今所存不及四分之一，当该县死亡之率正盛时，每日裹尸之芦席费，在六十元以上；次至武功，该县人口八十万，饿死七万，逃亡五万余，均为老弱待毙者。近城四十里无人烟，只在寨一堡，前有八百余户，现存仅六十家耳，人民求生不得，转而求死，故投河者有之，坠井者有之，吞烟悬梁者亦有之，至于妇女多被惨无人道之人贩卖（已）去，在哑柏竟有人市。价高者八元，低者三四元不等。妇女出卖后，小儿无人照管，街头巷尾呼爹唤娘者尽是。”
泾阳、高陵与三原大致相同，秋收不到二成，种麦不及十分之一，死亡及外逃者，平均占各县人口之半。据多年追随李仪祉兴修水利的段惠诚在《陕西兴修水利之回忆》一文中回忆，在中国富有救灾经验的美国专家贝克当时积极主张通过兴修泾惠渠项目以工代账救济灾民，1930年8月29日段惠诚与安立森、陆尔康、泾阳县县长邵鸿基等人陪同贝克在泾渠首王桥考察，“次日经赵家沟，岳家坡等村，庐舍为墟，大异昔时，仅留衰迈者三四人。其病饿毙者，无力掩埋，则就窑室封之而渠，视之酸鼻，闻之坠泪，同来各人，感触深矣。”
“耀县已三季未收，去冬迄今，死万余，逃三千，现灾民五万，待赈甚殷。”赈务专员在视察泾原灾况一案后，在向陕西省赈务会呈文中对其灾情描绘道：“各乡房屋，大半拆毁，倾家破产，四壁兀立，人民多住古庙席棚，鬻妻卖子者，不计其数。死亡四千余人，逃亡一千六百余家，亦四千余人。”
当时相关报刊也刊发了报道陕西灾荒的新闻。
《大公报》1929年4月9日报道，“郿（眉）县之井沟村，有郭氏夫妇二人，因绝食日久，无法生活。适正月望后，有逃难出山者三人行抵该村，饥疲已甚。一人进郭家乞食，余者在外等候。愈时不返，二人进入室内窥看，此人竟被郭氏夫妇缚于柱上，手巾塞口，以刀斫伤头部，血流如注。两臂之肉，已割煮中。二人视之骇走，即狂奔槐芽镇向驻军报告。驻军随即派队将郭氏夫妇拿回审问，该犯直言不讳云：‘食粮早绝，无以为生，已食死尸三具，活人两身，恳速枪决，免再受这饥饿之罪。’又该县王村有杨姓者，亦因饥饿难忍，竟将一饿至奄奄待毙之人杀而食之。陕西亦有烹食儿童之事。故各县儿童不敢出户，防被人劫去烹食。”
《申报》1929年4月28日报道，“食人惨剧，愈演愈烈，犬鼠野性，更为上肴。一部分灾民，自1928年秋季以来，恒以人肉充饥。初仅割食无名死尸，后虽家人父子之肉，亦能下咽。近则隐僻地方，往往捕食生人。”
《大公报》1929年5月5日报道，“陇县南七新庄柳姓一家，死亡殆尽，最后其父将其十二岁的女儿吃了。花石岩地方亦有被吃死尸一具。以前报告饿毙者，尚多游手；近日死亡枕籍者，纯系良民。现在各县饿死者，每日二千人以上，且日复日有增加。”
《大公报》1929年5月6日报道，“陕灾情愈重，饿殍载道，伏尸累累，春雨失时，生机断绝。近日陕西省饿毙之饥民，仅西安一隅日毙数十人。市面死尸累累，触目皆是。赈灾会每日接到灾民饿死照片，盈千累万。陇县铁佛寺去年有烟户六十余家，现在绝户已十余家。房已拆完，死亡四十余口；活埋妻者十余人；逃亡在外者二十余口。顺八渡以南，本有四十八户，现在仅剩八户。民食仅有苜蓿一种。真是民有菜色，面皮青肿。每斗麦价已涨至十元。”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这场灾难也有记载，“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路上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沒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大饥荒的一角。”
当时民间有顺口溜，描绘了当年灾民朝不保夕的惨象：“李四早上埋张三，中午李四升了天。刘二王五去送葬，月落双赴鬼门关。”
灾荒发生后，千方百计多次筹款赈灾乡梓的于右任先生也悲伤地留下了“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暮年”的哀叹！
过往的恶梦、痛苦、劫难已在渐行渐远的岁月中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被一些健忘者完全忘记。我们也从内心深深希望过去的劫难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绝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毫无节制地任意挥霍浪费粮食。（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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