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咸阳的书局
任耀博
清光绪年间，位于泾阳的味经书院设立售书处，这是近代陕西最早的官办出版发行书局。随后，陕西各地陆续设立各种书局。书局是近代官办刊印书籍的正式机构，同时也承担编纂、发行等职责，是近代较早的传播知识、启蒙民众的文化机构。
清末民初，咸阳境内的官办、民间书局主要还是刊印传统的《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必读之书和启蒙之书。此外，还有各类中国历史上的鸿学大儒的著作和文集等书籍。近代的译著、读物、教材也有销售。再者，还有各种报纸、杂志、科普读物、历书、课本、工具书、教学参考书等。
随着印刷技术不断进步，报章杂志异军突起，出现不久即开始盛行，但大部分书局仍然坚挺屹立。究其原因，除在业务上继续传统的刊印各类著述外，也承接各类学校教辅资料的编印，以弥补因报章杂志流行带来的市场冲击。同时，传统书局的纂写任务逐渐从书局剥离，主要是由社会上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完成。这样也确保了书局刊印的读物具有一定水准的专业性和市场性。20世纪20年代初，咸阳出现了“悦来书局”，这是咸阳地区较早的民间书局，主营业务是刊印和发行，其中的撰稿和编纂工作，则有专业知识分子群体所承担。
近代以来，咸阳各县的书局并不多，有的县书局出现较早。如彬县，1914年出现第一家书局，名曰“恒开昌书局”，不久又陆续出现了“统丰祥书局”“泰兴书局”，主要发行销售“铜版《四书》《五经》”“石印版《地理指南》《历史指南》”，同时，“兼营文房四宝，印制公文、广告、账簿”。武功县在1931年前后出现了“益智书局”，主要销售“古经书、字贴、稗官野史、章回小说、通俗演义”，此外还经销有当时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规定的“各种小学课本、教学参考书、工具书及各种挂图”等。
一些县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没有像样的书局，仅有小书铺。如兴平在新中国成立前，只有私人开办的小书铺，经营范围也较为单一，以小学生课本、文具纸张和古典小说为主。乾县在新中国成立前，也仅有陈志修、敬业、张四等个体小书店三家，经营范围狭小，主营教科书、历书、古籍、旧小说和文具、账簿等。
从30年代起，咸阳全境各县的小学逐步增多，个别县也相继建立了初级中学，对于课本教材、文具、参考书、通俗读物的需求空前提高，这也直接催生出了很多小书铺和书刊摊点。以武功县为例，先后开设了庆华书局、春柳书店、何记书铺、魏记书铺和四五个流动书刊摊贩，其中书局以经营图书和文化用品，书铺、书店则以经营学生课本、通俗读物、参考工具书籍为主，而流动摊贩则“担挑书籍、文具，走串乡间私塾、学堂销售”。此后，经营图书的书店和摊贩也日渐增多。不久，又从书局书铺行业分离出了单独经营文具和书刊杂志的店铺，但数量不多。
近代的咸阳地区，虽然中小学也建立不少，但整体上，读书识字的人非常少，绝大部分人目不识丁，各村各镇粗通文墨的人屈指可数。当时，各类图书杂志文具索价不菲，因此消费群体并不广泛。经常光顾书局、书铺的，主要限于读书人、商贾官宦、学校师生等。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也正是这些书局、书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着咸阳地区的文化学脉，将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传播在田野乡间，如历书、通俗读物、章回小说等。
在中小教育尚未普及的近代咸阳，这些传统小说、通俗读物承担着启迪民智、传播知识的天然职能，弥补着学校教育未能触及的大多数民众。民间识字者虽少，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历史典故基本都有所耳闻，有的对于其中的情节故事了然于胸、信手拈来，农忙闲暇时、赶集庙会时，他们总是在不自觉中撒洒中国文化的雨露，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则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认知中国文化最常见的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咸阳各地的新华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中小学数量也逐渐增加，各种书籍资料迅速充实着各个书店和教育机构。50年代起，各县又陆续建立了印刷厂，图书印刷发行事业欣欣向荣，民众读书看报学习的机会更多了。（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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