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红军在云阳
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了蒋介石以后，民国二十五年冬月廿六，是红军到云阳的具体日子，那时人们对红军还不够了解，有点害怕。
红军的武器不咋样，穿的也不行，布絮拧的绳打的背包，但人很精神，不论官兵见了人都很和气。群众给红军送猪送羊，红军做的饭也让群众吃。开始伙食也不行，后来上边发给红军的大米好得很。
那年轮我当甲长，所以就由我给红军引路到指定的花户家里去。单独住在各家的，可能大小是个官吧。一个大个子带着礼帽，像个买卖人，后来知道是贺龙，到了我家对门的毛（玉琳）家，问主人姓啥，我说“姓毛”，贺龙笑着说：“好，好，回到我们毛委员家了！”毛家把前院和大房都腾出来了，汪锋两口子就住在毛家二门外先前的“粉坊”。赵伯平在邓（橐）家，阎揆要在赵（克礼）家（听说，贺龙的妹妹住在水磨村）。红军改编北上以后，陕西省委对外称115师留守处，办公在我家，大厅隔成南北两部分，留守处办公在北边，家里人出进走南边。留守处领导住在邓家、毛家，先是周主任、陈主任、刘秘书，不知道名字，后来就是汪主任、赵主任——汪锋，赵伯平，常来的还有余明，雷荣。
红军纪律严得很。听说阎揆要原是国民党177师的团长，雷荣是他部下的文书，汪锋是军械官，在中条山打日本。西安事变后身份公开了，是共产党，到了云阳。阎揆要有个叔父叫阎志明，也是红军，为闹革命家里已是叮当光。后来他蜕变了，入了三青团，不愿意上抗日前线，听说还想为敌人弄枪，犯了军纪。我当时在西街开馆子，方方面面的人都来，阎志明、石继才，还有红军一个连长邱红，跟我都熟。一天早晨，邱红来馆子问志明来过没有；中午，阎志明来了，衣服很脏，样子不对劲，问见邱红没有，吃完饭走了，说是去城隍庙。过了一两个钟头邱红又来了，说他给了阎志明二十块钱让他走了，叫人感觉有什么不好的情况。第二天，汪锋、赵伯平见了我都说：“老二，走，我们今儿处理人哩，去看吧！”到了东街，看见三个犯人从善堂押出来，前头一个大个儿，三十几，一看，阎志明！——三个人都被枪毙了。我记得很清楚，布告上写的是“阎崛”，一问，就是阎志明。阎揆要这时候已北上抗日了，当了什么长，长官的叔老子犯了法都不轻饶，共产党的纪律真的严！
红军跟群众的关系好得很。我有个兄弟为避壮丁在联保处当差，有一次枪走火打在脚脖子上，就是经石继才（这时也是共产党了）介绍由安吴红军医务所给治的。后来红军北撤，又随着到边区去治，一直治好，部队上没收一个钱。留守处撤离时，大家热情相送，毛炳义、赵胖子（厚斋）、毛西臣、马老五（禄山）和我家都套了大车送到淳化，我的车跑了四回。记得临出发前，汪锋去跟国民党县长王开基告别，听说王来时带了三个中队，汪锋脸色变得很严肃，王开基好像也不高兴，仇人相见的样子。
虽说红军和留守处后来都转移了，群众的心确实是向着共产党。我后来去过边区，在淳化铁王汪锋那里住了七八天，汪锋又介绍我到石门关外的四坡余明那里住了好些天。汪锋在云阳时，女人陈芳生了孩子没奶，让我帮他寻奶妈。恰好我家有个奶妈，我的孩子已两岁多可以少吃奶了，就让这奶妈给他奶孩子，仍然住在我家。我原想去汪锋那里找个事干干，结果一看那里很艰苦，一想这个命不好革，就回来了。回来时，汪锋叮咛：“有空再上来的话，带些海带和酱。”好像是说那里的水不好，孩子吃了长瘿瓜瓜。我以后上去过几回，给边区带过914（法国产的药膏）、606（德国产药膏）、派克笔和油印机。
跟着红军北上的人很多，马汉祺、李若冰都是。李若冰是云阳北边闫家村人，他父亲姓刘，家贫，小小就把他卖给了云阳西街一个姓杜的人，这人老家在旬邑，开烟馆子，人称杜相（氏）。
解放后，汪锋、陈芳、赵伯平、张德生、雷荣，还有省文化局的一些人都多次来过云阳，看他们当年生活过的地方。雷荣说：“云阳人为革命出了力。”张德生当省委书记时曾带着女儿到他住过的李世荣家，对孩子说：“你就是在这炕上生的，这等于回到咱老屋了，叫我再在这儿睡一睡。”他真的在李家炕上躺了好一阵子。给汪锋奶过孩子的奶妈，大李村人，还活着，她早先也是红军战士，后来由国家每月发给20元生活费。
(杜长荣口述仲鹿整理) （B）⑤
注：杜长荣（1912-1999年），泾阳县云阳镇东街大北门人，本文所记是他在1999年2月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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