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中的丝绸之路
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张骞出使西域图
悬泉置遗址现场航拍图
西汉医方简（局部）（甘肃省博物馆藏）
驿置道里薄 （甘肃省博物馆藏）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本报特约撰稿人 张德芳
甘肃是汉简大省，全国80%以上的汉简出自甘肃。河西走廊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人文环境，又使甘肃汉简大多出自河西地区。从1907年、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分别于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时在敦煌、酒泉一线的汉塞烽隧发现汉简以来，至今已一个多世纪。期间所发现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悬泉汉简、武威汉简等都曾闻名海内外，成为研究两汉时期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交通、民族和西北边疆的第一手资料。
河西走廊1000多公里的天然通道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纽带，是陆上丝绸之路不可逾越的重要地段。从广义上讲，河西走廊所出70000多枚汉简无一不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无一不从不同的角度昭示着丝绸之路的繁盛，昭示着两千多年前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形象的立体观感。
2014年6月22日，多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综合申遗-天山廊道的路网”在卡塔尔多哈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大会的一致表决，国内34处文化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甘肃汉简记载的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的丰富内容和重大的历史文化及学术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历史文化资源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直接效益的典型事例。
从长安到敦煌的路线
两汉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从长安（洛阳）到地中海沿岸的希腊、罗马直线距离8000多公里。习惯上将其分为东、中、西三段。从长安（洛阳）到敦煌的阳关、玉门关为东段，从阳关、玉门关经西域到葱岭为中段，葱岭以西为西段。
史籍中对西域交通有明确记载，即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和北缘有西域南道和北道，后来到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又有天山以北的北新道。至于西出葱岭，南可到达印巴次大陆，西可到达阿富汗、伊朗，西北可到达中亚以及地中海沿岸，这都有中外文献的记载。
至于长安到敦煌，由于郡县列置，绿洲连片，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坦途遍地，四通八达，按照郡县间自然形成的道路，即可随意行走。其实不然。我们所讲的丝绸之路，是一种长距离交通，沿途各地必须有相应的基本设施和停靠站点，必须有相应的自然人文环境为保障。敦煌的悬泉置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坐落在中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它不仅是一个邮驿传置，还是一个政府专设的接待和供应保障机构。有房屋20多间，官卒徒御37人，马40匹，牛若干头，有马车10-15辆，牛车4-5辆。内设机构有悬泉厩，专门负责养马；有悬泉厨，专门负责饮食；有悬泉传舍，专门负责商旅行客的住宿；有悬泉驿，专门负责信使的接待；有悬泉置，专门负责车辆的运转；有悬泉邮，专门负责一般公文信件的传递。领导和工作人员由政府配备，日常经费和粮草均由政府调拨。像悬泉置这样的机构，敦煌郡东西300公里的交通线上，就有九座，每30公里一座。唯有如此连成一线的常设机构，才是道路交通的基本保障。敦煌郡如此，其他沿途各地郡县亦当如此。
历史时期，从长安到敦煌通常有南、中、北三条道路。南道从长安出发，沿渭水西上经宝鸡、天水、临夏而进入青海，沿青海湖出扁都口进入张掖，称之为“羌中道”；中道是先沿上述路线进入天水，西北经定西过兰州，在河口北渡黄河沿今312国道进入武威；北道是长安出发，西北经礼泉、永寿、彬县、长武，即沿泾水西北行，先到平凉，然后北转进入宁夏固原，绕过六盘山北，西进武威。但是南、中、北三条路线不是平行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选择。南道进入羌中，是十六国时期的选择；中道是隋唐以后的侧重。那么两汉时期走哪条线？学术界一直有争论。只有居延新简和悬泉汉简关于道路里距、基本走向以及各个停靠站点的记载，才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当时的路线选择。简文中从长安出发，经茂陵、乾县、永寿、彬县再沿泾水流域西北行，过平凉、固原，北绕六盘山北部进入武威，穿河西走廊到敦煌西部，一共记载了46个停靠站点。每个站点都应像悬泉置一样，是镶嵌在丝绸之路上的颗颗明珠。
汉简的详细记载证明，两汉时期从长安（洛阳）到敦煌的丝路东段，陕甘境内的北道是当时的重点选择。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些连绵不断的停靠站点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更重要的是沿途各地也受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辐射，影响和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
汉简中的中原与西域
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段主要指天山南北地区，两汉时期亦有南、中、北三道。按照《汉书·西域传》的记载，西域地区最初有36国，后来分化为50多国。当然，所谓“国”，用现在的观点看，只是分布于一片片绿洲之上大小不等而且相对封闭的部落或酋邦，同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是一个概念。50多国中，有48国属都护管辖，其中南道17国，中道15国，北道16国。另有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印度等7国，在今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不属都护”。根据河西汉简的记载，西域各国既与中原的汉王朝保持了密切联系，同时又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必经的城市和站点，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路段和组成部分。
南道17国主要分布在昆仑山北麓和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其中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等10国，汉简中有记载，比如：“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Ⅱ90DXT0115②：47）。”说的就是元凤四年（前77）楼兰尚未改名为鄯善之前，楼兰王等200多人前来中原路过敦煌悬泉置的情况。
中道15国，从东往西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和天山南麓（《汉书·西域传》将其称为北道，西汉末年天山以北的北新道开通后习惯上将其称为中道），渠黎屯田和西域都护府就在这条线上。汉简除对西域都护的活动有大量记载外，还对山国、危须、焉耆、尉犁、渠犁、乌垒、轮台、龟兹、姑墨、温宿、疏勒、大宛等12国有程度不同的记载。比如：“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大守守属汉刚送客，移过所县置，自来焉耆、危须、鄯善王副使……匹、牛车七两，即日发敦煌，檄到，豫自办给，法所当得。都尉以下逢迎客县界。相……（Ⅴ92DXT1310③：162）”这是公元前43年4月3日，敦煌太守派员迎接上述三国使者的过所，有马若干匹，牛车7辆，从敦煌出发，东往长安。沿途所需自行采买，都尉以下要在县界迎接。诸如此类，所在多有。
北道16国，乌鲁木齐以西至伊塞克湖等辽阔地域是乌孙的游牧之地，乌鲁木齐以东从东到西依次是：蒲类、蒲类后国、车师前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胡狐、郁立师、卑陆、卑陆后国、劫国、东且弥、西且弥、单桓、乌贪訾离等。其中乌孙为最大国，有户12万，有口63万，胜兵18.8万。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乌孙。汉对匈奴的节节胜利实际上伴随了汉与乌孙的出使、和亲、结盟、分封的历史过程，三者的关系深刻影响了西域历史的发展。汉简中关于汉与乌孙的和亲、公主回返、长罗侯常惠多次出使、赤谷城屯田、冯夫人锦车持节完成朝廷使命、乌孙大小昆弥分立到京师朝拜，都有相应具体的记载。比如“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骑当富。悬泉译骑朱定付万年译骑。（Ⅱ90DXT0113④：65）”这是公元前52年3月9日，长罗侯常惠和乌孙公主给朝廷的上书经过悬泉置传递的记录。年前，由于乌孙内乱，翁归靡之子乌就屠袭杀泥靡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万五千人至敦煌，欲讨之。后来长罗侯常惠赴乌孙，立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大昆弥，改立乌就屠为小昆弥，均赐汉印绶。长罗侯三校人马屯田赤谷，保护其地界人民。此时，公主和常惠随时有很多重要军情上报朝廷，这两封上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上奏朝廷的。这都是研究汉乌关系以及丝绸之路动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汉简中关于车师的记载也极为重要。比如车师前国在交河城，是进入西域的东部门户，汉与匈奴曾有过“五争车师”的战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派戊己校尉屯田车师，从此掌握了控扼西域的主动权。车师屯田、伊循屯田和渠犁屯田以及在乌孙的赤谷城屯田，形成了西汉在西域的驻兵和屯田格局，有力地保障了西域的稳定和丝绸之路的畅通。比如“五月壬辰，敦煌大守强、长史章、丞敞，下使都护西域骑都尉、将田车师戊己校尉、部都尉、小府官县，承书从事下当用者，书到白大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令亡人命者尽知之。上赦者人数，大守府别之如诏书。（Ⅱ90DXT0115②：16）”这是敦煌太守府传达的一份朝廷的大赦诏书，令各地大扁书乡亭市里，要那些重案在身亡命在外的人都能知道。文件中专门提到了“将田车师戊己校尉”。诸如此类的材料，对我们了解当时车师屯田的建制、规模、隶属关系以及它在守护西域东大门，保障西域安全和丝路畅通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汉王朝与葱岭以西诸国
大宛，张骞出使的第一个西域国家，地处费尔干纳盆地，属今乌兹别克斯坦。根据近些年的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8世纪以来，该地就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和水利灌溉，有完整的城市设施，属农耕定居的城郭之国。据说亚历山大东征时曾在盆地西面出口处的列宁纳巴德（苦盏）修建过亚历山大城，希腊文化的影响应该辐射到了盆地之中。张骞到来之前，这里已是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也是汉唐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
汉简中关于大宛的记载，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和关系的重要资料。比如有一枚汉简，抄录的是公元前74年12月28日御史大夫田广明签发的一份文件，意思是朝廷派专人前往敦煌迎取天马，出了长安以后，从右扶风往西直到敦煌，沿途驿站传舍，都要按规定接待并提供车马食宿。此时，离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伐大宛之后约定“岁献天马二匹”，已有26年时间，说明当时两国所签盟约至少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里一直是践行的。再比如：“大宛贵人食七十一·凡三百一十八人。（Ⅴ92DXT1311③：216）”318人中可能有其他国家的人，也可能是人次的计法，但就71人的使团，也是够庞大的。
康居，张骞出使的第二个国家，地处锡尔河北岸，大部属今哈萨克斯坦，势力强盛时可能包括了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部分地区，亦为当时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大国。汉简中关于康居的记载极为丰富，不仅是我们研究汉与康居以及两汉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比如“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Ⅱ90DXT0213③：6+T0214③：83）”这是敦煌太守府发往酒泉太守府的平行文书，时在公元前52年3月8日。此次康居王所派使团从使者、贵人到从者，一共76人，随行大牲畜78头。这在当时中西交通的大道上不能不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接待这样一支庞大的使团，沿途如敦煌、酒泉等地的地方官员必须认真办理，否则要受到朝廷的追责。还有一件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奉献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全文293字，记录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成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
除上述各国的材料外，汉简中关于大月氏、乌弋山离、罽宾等国的记载，对我们研究汉与上述国家的关系以及今天阿富汗、伊朗以及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古代历史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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