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年 白居易与元稹仍是最感人的生死之交
白居易与元稹，是因为一场考试认识的。那一年，白居易29岁就考中进士，自称“十七人中最少年”，同年登第的人中就他最年轻。彼时，元稹23岁，在八年前就考中了明经，也算年少有为。在唐代，仅仅考中明经或进士不能授官，还要通过吏部铨试才能正式入仕，就跟现在公务员考试一样，面试才决定成败。
元、白二人都在长安孜孜不倦地备考，于贞元十八年（802年）同时取得官职，被正式授为秘书省校书郎，终于不用再忍受“京漂”生活。
元、白志同道合，是生活中的挚友，更是文学和政治的知己。
此后，他们一同吟咏风雅、走马行猎，醉饮于长安酒肆，三十年间唱和不断，在宦海浮沉中相互扶持，一同抨击权贵豪强，一同发起新乐府运动，开启了一段千古传诵的友谊。
壹
元、白亲密无间，用元稹的话说，是“坚同金石，爱等弟兄”。
白居易的母亲去世时，元稹尽管财力不宽裕，却慷慨地寄钱接济，帮穷困潦倒的白居易办丧事，前后金额超过20万钱。白居易感激不尽，写诗曰：“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岂是贪衣食，感君心缱绻。念我口中食，分君身上暖。”
元和十年春，他们同在长安，和其他朋友结伴游玩，一路上走了二十里，两人连连吟诵，一直没停过，其他几个人都插不上嘴。
长庆三年，两人都被贬在外，在杭州久别重逢，于是并床三日，畅谈平生。之后，他们分隔两地，经常将写给对方的诗作藏于竹筒中寄出，称之为“诗简”。
他们都有坎坷的童年，更加懂得对方年少时的艰辛，也切身体会过民间疾苦。
元稹年幼丧父，其母郑氏年轻守寡，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元稹还要时常忍受两个异母兄长的歧视，甚至被迫搬出了位于靖安坊的老宅。由于家贫请不起老师授业，元稹的母亲亲自手执诗书，诲而不倦。郑氏去世后，白居易受元稹所托为她写了一篇墓志铭，并没有盲目吹嘘老夫人的“优美感”，而是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用真实感人的文字讲述她辛苦持家的往事，从中也可见元、白的兄弟情谊。
元稹15岁就考中明经，不仅因为有才气，也是因年少处境困窘激发了他的上进心。少年的他身怀抱负，在诗中写道“忆年十五学构厦，有意盖覆天下穷”。
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僚家庭，少年时辗转各地四处谋生，在兵荒马乱中艰难成长。他在考中进士前，曾在诗中如此描述自己的生活：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白居易的才华也非天赐，而是多年勤奋苦读的成果。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说过，自己为了考中进士，白天练写赋，晚上学书法，读书读到口舌生疮，写字写到手臂和胳膊肘上都生了老茧，身体未老先衰，发白齿落。
贰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听从王伾、王叔文等士大夫的建议，推行“永贞革新”，意欲打击藩镇和宦官势力，这一改革仅仅持续了三个多月就以失败告终。以二王、刘禹锡、柳宗元等为代表的永贞党人被贬出朝，唐顺宗也被迫禅位于儿子唐宪宗。
作为刚刚踏入仕途的晚辈，元、白都坚定地支持永贞革新，同情敢于以身犯险的二王八司马，并为之鸣不平。元稹还把此前直词落第之人的策文抄写后放在身边，日夜翻读。白居易打趣说，微之（元稹字），你箧中有不祥之物。这些人都是因为得罪权贵而被迫远离朝政，元、白却深深佩服他们。
元、白在应制举前，曾退居华阳观中，“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合作撰写了75篇策论，编为《策林》。这些文章表明了元、白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放在今天成为10万+爆文也不无可能。
两个年轻人直笔书写天下不平之事，痛斥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提出惩治贪腐，求贤选能，体恤百姓，其政治主张上至整顿朝纲，下至轻徭薄赋。
在永贞革新的余波中，对现实的批判成为元、白早期政治生涯的共同底色，也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于是有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主张以诗“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元、白是这场诗歌革新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清人赵翼评价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元、白尚坦，务言人所共欲言。”
在白居易看来，文学家应该心忧天下，时刻关心时事，关注社会，文坛不能只有风花雪月，而没有民生疾苦。在写给元稹的那篇著名的长文《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对新乐府运动做了总结，喊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口号：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自考中制举任盩庢（今陕西周至县）县尉起，到在京担任谏官的十余年间，白居易就写了一百多首讽喻诗，几乎每一首都语言犀利，锋芒毕露。
35岁时，白居易第一次出任地方官，在盩庢县亲眼看到农民冒着五月的酷暑辛苦劳作，却仍要忍饥挨饿，写下《观刈麦》一诗：“……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回京后，白居易官拜左拾遗。这一职务负责“言国家遗事，拾而论之”，也就是平时朝廷有什么弊政，白居易就要直言上书。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谏官之职，着实适合白居易。在京期间，白居易一直悲悯地审视着那个时代，他深爱着大唐的人民，揭示了民间疾苦的方方面面，诉说了当时百姓内心的悲愤。
白居易说，他执笔写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杜陵叟》一诗中，那位家住在长安郊外的老农，年复一年地耕作薄田，那年收成不好，官吏们却还横征暴敛，逼着他交纳租税。农民没办法，只好抵押自家的桑树，出卖自家的土地，来换取些许钱财来交租。此中滋味，真是“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卖炭翁》一诗中，宦官掌控的“宫市”更是明目张胆地抢劫。几个宦官将那位烧炭老翁的一车千斤重的木炭公然拉走，还装模作样地表示一下，“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那位可怜的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如今又该怎样度过寒冬呢？
十余年间，白居易几乎把满朝的权贵都得罪了一遍。后来他写信告诉元稹，他辛辣的讽刺让权贵们恨得咬牙切齿：“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原》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权要者切齿矣。”
白居易（妖猫传剧照）
叁
元稹不落下风，在京为官时也写了不少现实主义的诗篇，着笔民生，如《田家词》、《织妇词》、《西凉伎》等。元、白相互影响，诗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陈寅恪先生认为，“白以简单晓畅为尚。若微之诗，一题数意，端绪繁杂”。但在与权贵的斗争中，元稹却比好友白居易更加简单粗暴。
元和四年（809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甚至将矛头指向了当时的剑南节度使严砺。严砺一家人当年护驾有功，深受皇帝信任。但严砺在任时，为人贪残，士民不堪其苦，他以平叛为由，征收涂山甫等八十八家资产、奴婢为己用，又借朝廷之名，向农民多征收两、三年的课租。很多被害者控告无路，只好流亡他乡。
元稹到剑南后，亲身访问受压迫的百姓，为他们伸冤。这些被严砺欺压多年的受害者一时间纷纷向元稹诉苦，“蛮民詀諵诉，啮指明痛癏。怜蛮不解语，为发昏帅奸”。
之后，元稹上书弹劾当地官员擅自搜刮百姓庄宅、奴婢和钱粮，要求他们将抄没的归还本主，被卖掉的亦赎回归还，加征的钱、米、草等严令禁止，并榜示乡里，让百姓知晓。
当时藩镇已经尾大不掉，朝廷只能短暂地缓和矛盾，于是下诏，除了已于当年去世的严砺不再追究，其属下一帮官吏各罚两个月俸禄。元稹的大胆举措让白居易为之赞叹：“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
有道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元、白对宦官、藩镇深恶痛绝，整天怒怼，而这些权贵、豪强也对他俩心生忌惮，早想找机会整他们。第二年，元稹途径华阴县（今陕西华阴市）的敷水驿回京，就被宦官打了一顿。
敷水驿只有一个正厅，元稹先到，就在厅内歇息。正好仇士良、刘世元为首的一伙宦官也来到驿站，他们见元稹没有让出正厅，也没有出来迎候他们，登时大怒，一伙人将元稹赶出来。元稹双拳难敌四手，要打也打不过，穿起袜子就跑。宦官不依不饶，拿出马鞭直接朝元稹的脸上狠狠抽打。这就是“敷水驿事件”。
当时宦官气焰嚣张，最后，唐宪宗也将元稹贬到江陵。
白居易得知此事，赶紧上疏劝谏，为好兄弟求情，说元稹为监察御史时，所弹劾的都是天下藩镇，这些人皆怨恨元稹，将他贬到地方，不是羊入虎口吗？唐宪宗哪里听得进去，白居易你就别废话了。
元稹被贬那天，白居易在长安街中相送，两人在马上道别，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别，也是理想道路上的一大挫败。自江陵之贬始，此后十余年几乎都过着困顿的贬谪生活。他认为，自己此次出京是负气而行，说：“我虽失乡去，我无失乡情。惨舒在方寸，宠辱将何惊。”（《思归乐》）
肆
相似的命运几年后降临在白居易身上。
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城中遇刺身亡，刺客逃之夭夭。武元衡为相时，正加紧部署讨伐叛逆藩镇，其被刺原因不言而喻。堂堂大唐宰相当街被刺，让白居易怒不可遏，他一展谏官本色，事发不久后就上书议论捕杀刺客一事。
这下，平时对白居易不满的宦官和权臣们总算逮着机会了，他们趁机抓住白居易不久前守孝期满，刚回朝中的情况，不仅指责他越职言事，还诬陷他有不孝之罪，声称白母是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却还写《赏花》和《新井》两首诗，实在有伤名教。在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下，不孝是大罪。更别说白居易还是东宫属官，有教导太子的责任，这下就成大罪人了。
白居易不孝的罪名本就是冤枉，而他的对手们早已准备了一套组合拳。最后朝廷一拍板，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
很多学者说，江州之贬，是白居易人生的分水岭，将他的政治生涯分割成了两半。从此以后，那个仗义执言的斗士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开始追求佛老之学，远离官场险恶之人。《琵琶行》中那位孤独寂寞的琵琶女，或许就是白居易本人的化身，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悲剧形象。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明 仇英 浔阳琵琶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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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被贬江州时，元稹正在通州为官，不久前生了一场重病，到了要预备后事的地步，把遗嘱都写好了。听到好友被贬，病榻上的元稹愤懑难平，写下了这首让人读之心酸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一对好友几经周折，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才因官职调动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不期而遇，当时他们已五年不见。元、白二人喜出望外，元稹本来乘船顺流而下，特意返程与白居易登陆一游，赋诗唱和，三天后才依依不舍地分别。
那一段时间，元稹的心情很down，感慨“前途何在转茫茫，渐老那能不自伤”（《酬乐天叹损伤见寄》）。他就像很多人到中年仍一事无成的失意者，不知自己前路在何方。白居易却劝元稹要佛系一点，该来的总会来，“高天默默物茫茫，各有来由致损伤”（《寄微之》）。
这一唱一和，仿佛正是元、白此后人生的真实写照。
伍
元、白二人后半生的转变，或许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白乐天之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知足”；元稹却是“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
而唐穆宗即位后，元稹的机会也终于来了。
这个机会来得并不光彩，元稹再度入朝为官，得到唐穆宗重用，首先是因为宦官崔谭峻的帮助，刚好穆宗喜欢元稹的诗，是他的小粉丝，宰相段文昌等也因其谏诤直行之名而进行举荐。结交宦官最为士大夫所不齿，认为有损气节。
长庆二年（822年）二月，元稹拜相。史书载，“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四个月后，元稹就因卷入宦官与朝官的党争而被贬出朝，他提出的政策也全部付之东流。
此时的元稹，不但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名声也保不住了。
尽管他在地方政绩颇佳，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当他七年后再度入朝，身居要职时，却依然被认为“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一步踏错，致使他第四次被贬，从此再也无法重返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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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大和三年（829年），元稹途经洛阳，见到了白居易。
临别之时，白居易大醉一场，为元稹写诗：“沣头峡口钱唐岸，三别都经二十年。且喜筋骸俱健在，勿嫌须鬓各皤然。”（《酬别微之》）白居易在诗中依旧鼓励元稹要有所作为，哪怕须发皆白，还有筋骨健在。
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元、白早已不再年轻，已不是三十年前在华阳观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有志青年，他们想改变中唐以来衰颓的社会、腐败的朝政，却碰了一鼻子灰，换来无休止的贬谪和打压。
此时，白居易已经远离中枢，在洛阳担任闲职，终日以诗、酒、山水自娱。
当屡遭贬谪，他妥协了，一头扎进了闲适的半退休生活。在洛阳，白居易自嘲为“中隐”，写诗曰：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白居易变了，一个人抛弃自己的青春时，连声招呼都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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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大和五年（831年），元稹病逝于贬所。噩耗传到洛阳时，白居易悲不自胜，哀痛许久后，撰写多篇诗文哀悼挚友。元稹临终前嘱托白居易为他撰写墓志铭，其家人还准备了70万作为答谢，但白居易推辞不受，后来请求把这笔钱用于修缮香山寺。
在《祭微之文》中，白居易回忆与元稹“金石胶漆，未足为喻”的三十年情谊，甚至说元稹已逝，自己也不愿久居人世：
多生以来，几离几合，既有今别，宁无后期？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
这，可谓生死之交。
元稹去世多年后，白居易仍然不断写诗追思挚友，对他的感情至死不渝。69岁时，白居易梦到与元稹同游，醒来后写下了《梦微之》，其中写道：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或许，年近古稀的白居易，怀念的不仅是元稹，还有他们曾经开创一代诗风的新乐府运动，以及那段胸怀理想不坠青云志气的少年岁月。
多年后，那乐天知命的悠闲身影已在滚滚历史中随之消散，但那年长安执笔立命的白衣少年们，依然从未离去……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刘维治：《元白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莫砺锋：《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作者：最爱君。
原标题：《1200年，他们仍是最感人的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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