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带甘霖云外还 关中民间祈雨旧俗
□耿涛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和民众对风调雨顺的期盼。翻开二十四史，各个朝代少有兴修水利者，而仅有的那些农田水利也以河灌为主要形态，并没有摆脱对自然降雨的依赖。
在面对大旱时，自夏商周三代起至清朝止，官方一直坚持举行雩祭祈雨。在中国正史中，雩祭被归于志书中的礼部，历代都将雩祭列为大祀之礼，属五礼中的吉礼之一。雩祭礼中的常雩礼，是国家祀典规定的必须由天子或诸侯在夏历四月亲自参加的祈雨典礼。然而，在关中民间还有更为丰富、更具想象力的祈雨仪式，寄托着百姓娱神以自娱的情结，也传递着农家艰辛又无奈的生存状况。
关中祈雨的对象
首先是太白山神。太白山为秦岭最高峰，地势高绝、云海空蒙、常年积雪、莽苍神秘，自然就成了原始的山川崇拜对象。另外，唐杜光庭《灵异记》言：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此后，太白山神作为山川崇拜和星辰崇拜结合的产物逐渐人格化。关于太白山神身份的说法比较多。宋以前，太白山神为一位神灵，唐时封号为神应公和灵应公。宋时被封为济民侯，爵位降低，之后提高级别复封明应公。此后，又分别在神宗熙宁八年（1075）和哲宗绍圣三年（1096）改封惠济王；第二种说法是太白山神分为三位，这种说法在元朝之后广泛流传于民间。因为山上有湫池三处（大爷海、二爷海、三爷海），为与之对应，民间便创造出了太白三神，据说也被元朝廷封为三王——苦济、惠民、灵应。关于这三位太白神的身份来源，有尧舜禹之说，有周祖古公亶父三子泰伯、仲雍、季历之说，而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伯夷、叔齐、周贲之说。民间流传的三位太白神的说法广为民众接受，即使在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拨乱反正，再次明晰太白山神为一神，并奏封太白山神为昭灵普润太白山之神，号曰福应王之后，民间依然我行我素地礼拜着三位太白神。
民间在太白山祈雨始于唐。据《唐代文化词典》太白山条注释：唐太宗贞观年间，京兆尹韩皋曾取太白三池水祈雨巧应。从此，便留下祈雨必取太白湫泉之水的风习。宋时，苏东坡曾几次到太白山主持祈雨仪式。关中民间到太白山祈雨，一直延续到清末及民国时期。另外，因太白山绝顶崎岖遥远，不便前往，所以大多数村庄或县镇祈雨往往就近进行，于是关中农村包括相邻的甘肃天水陇南一带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太白庙。像周至县的哑柏镇，古称太白，由于上述原因，人们在此筑亚殿祈雨，古人将次级称为“亚”，故称庙宇为亚白庙，镇也由此得名。
其次，到女性神灵前祈雨。在关中东府一带，民间祈雨多到蒲城尧山圣母庙。尧山圣母自古以来就是当地祈雨之神，“沛甘霖”为其第一神职，尧山也是当地祈雨之所。据圣母庙西崖下龙王洞前崇宁二年十二月《北宋敕封牒》碑刻载：蒲城县尧山夫人自古达今，每遇久愆时雨，邻近州县乡村，赴祠祈祷圣水，近者三日，远或七日，无不感应乞依。
在周至和扶风一带，民间信仰、崇拜女神索娘娘，据此形成了比较隆重繁复的祭拜祈雨礼仪。传说，民国三十年，周至大地遭受了百日大旱，大坚石村的乡约组织人上翠峰山祈雨，祈雨队伍上到盖顶，向女神说明来意，求赐大雨而有应。为了感谢索娘娘的圣德，县长田杰生率县衙大小官员前往大坚石索圣母庙敬献“福赐甘霖”大匾一面，并请县城大戏班在索圣母庙前搭台唱戏三天。
除了这两位女神外，在户县（今鄠邑区，下同）还流传有在长安翠华山的翠华娘娘庙、户县石井九华山的麻姑洞、太平峪娘娘洞祈雨的故事。
其三，在龙王居处祈雨。龙是我国古人创造的具有神秘力量的神物，曾是华夏族的图腾，后来又成为帝王政治的象征，龙能降雨本是帝王护佑百姓的象征。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左传》中，就保存着龙能致雨的记录。
主宰降雨的龙王多居住于深山幽潭之中。白居易有诗《黑潭龙》，由此可知，唐时到龙王处祈雨已为民间认同。苏轼到太白山祈雨后作诗《太白纪行》：“春旱忧无麦,山灵喜有湫。蛟龙懒方睡,瓶罐小客偷。”清人张执中《太白山三池》曰：“太白之峰高接斗,上有三池环百亩。老蛟巨螭窟其中,罐勺可以雨九有。”这些都传递着一个信息——当年人们认为，雨神龙王就潜居于太白山顶湫池之内。另外，在白水尧山圣母大殿背后也供奉着龙王。在我家乡户县终南山下的栗峪口村，直到民国时期，还传承着到南山黑虎咀上的黑龙潭向龙王求雨的习俗。
另外，随着民间思维的发散和求雨仪式的发展，求雨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包括城隍在内的任何神灵都可能成为民间祈雨的对象。
关中民间祈雨的认知探究
关中民间祈雨有大坛祈雨和小坛祈雨之分。相对于小坛，大坛极其复杂，前后需要历时二十余天，分为取水、接水、迎水、游水、围坛五个步骤。由于其过程繁杂、且充斥着一些封建迷信色彩，故不赘述。在此主要谈谈对其的认知——
一是古代农业生产对雨水的绝对依赖性和科学知识的极端贫乏，造成了古人盲目的崇拜心理，误认为旱涝是神鬼意志的产物，从而臆造了无数掌管雨水、旱情的神灵，并对这些神灵顶礼膜拜，祈求风调雨顺、物阜民丰。
二是对龙王降雨的认知。在相对干旱的关中，百姓们认为龙当居于高山湖泊或深山幽潭中，于是，太白山湫池、长安翠华山顶都曾是祈雨取水的圣地。所取之水被称为“龙水”，且背负“龙水”的人必须属龙。
三是“闭诸阳，纵诸阴”的阴阳思想。汉武帝时，阴阳五行思想盛行，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也汲取了这种思想。关中民间向女神祈雨，或到山岳幽深处、山顶极寒处祈雨，这些其实都是“阴阳论”“阴”的代表，仍然是对阴阳论的继承。
四是巫文化的传导。本来，在朝廷主持的祈雨仪式中，为了体现国家政治集权，从周代以后，有司取代了巫师主持祈雨仪式，导致巫师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但在关中民间，巫师仍然是祈雨的核心，具有小坛祈雨还是大坛祈雨的决定权。
朝廷主导的雩祭和民间发起的祈雨都是基于农业经济主体脆弱及农田水利设施落后而生发出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经济发展实务的忽视和对广大农民群体的轻视。据《续陕西通志稿》载：康熙二十八、二十九年陕西大旱，秉承关学的大儒户县人王丰川（王心敬），睹救荒无术，而汲井灌田少获升斗之粟，遂著井利说，以为西安渭水以南诸县十五六皆可井，富平蒲城二县井利颇盛，凤翔八属水利可资处又多于西安，主张大力发展井灌。但在极权统治的帝王时代，没人能把王丰川的“井利说”坚持到底。最终，关中民间还是没有摆脱大旱祈雨的行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生产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民经济收入的多元化和科学思维的不断深入普及，民间祈雨的习俗已经彻底消失。其消失再一次证明了神由人造的客观事实，这些神灵其实都是依附于人们生产生活中的需求而存世的虚幻投影。而对关中旧时民间祈雨习俗的探究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待民间信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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