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观察 清末日本学者 留下霸陵之谜线索
经过历史长河的荡涤，汉代长安的城垣殿阁早已湮灭殆尽，唯有帝陵遗存。随着江村大墓被认定为汉文帝霸陵，西安再次受到世人瞩目。今天我们就从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所著《长安史迹研究》中，看看近代汉代帝陵的概况。回望学者的脚步，其实都为解开霸陵之谜留下了些许线索。
线索一：汉代帝王寿陵有规制
西汉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外，其余九座都在渭水北岸的高原上。在这些帝陵之间，又有无数显贵陪葬墓和庶人坟墓。足立喜六在清末考察长安古迹时，一些帝陵从西安城墙上即可望见。
汉代帝陵大都平地起冢，被称为“山陵”。足立喜六在《长安史迹研究》中介绍汉代寿陵的营造，“根据汉室制度，天子从即位的第二年起即起用工匠，为自己营造陵墓,即所谓寿陵。经营寿陵是汉王朝的一大事业。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要用来作为修建山陵的费用或充当山陵中的收藏。故寿陵的构造、陵邑的大小以及财宝的积蓄情况，虽依帝王政绩及在位年限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汉室对于营造寿陵还是有一定规定限制的。”
作为自然科学学者，足立喜六开创性地使用近代先进仪器且以科学方法、准确数据及计量史学去研究长安古迹，并绘制测绘插图，他唯一没有测绘的就是霸陵。足立喜六依照元代以来霸陵在凤凰嘴的说法，认为这里“以自然山岭为冢，难以测绘”。
根据足立喜六对除霸陵之外其他十处西汉帝陵的实测数据显示，西汉初期帝陵诸如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等，少有超过定制的。到武帝茂陵、汉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才逐渐奢侈，超过定制，其中茔域、方中超平均数较多，高度却有所减少。由此可见，霸陵如果藏身山中，的确是个特殊的存在。
线索二：汉代帝陵上设寝殿
足立喜六从陵墓形状观察汉陵，将陵墓形制分为三种：陵丘为圆锥台形；正四角锥台形；四角锥台形，顶部周围有台阶。不论何种形式的陵墓，顶部都比较平坦、不像后世陵丘，顶部呈穹隆状。足立在书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若就第三种形式的陵丘形式推测，可知汉陵的陵丘不仅像后世一样作坟丘之用。而且还在陵上设置寝殿。东汉诸帝到长安、在拜谒先帝诸陵时，定例须行上陵之礼。由此来看，也可推知陵上设有寝殿。”
他引述《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公元元年)如淳注称：“陵上有宫墙，象生制度为殿屋，故曰殿中。”《后汉书·祭祀志》叙述西汉陵墓时说：“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编者注：像）生人之具。”他推论：“由此可见，汉陵在陵丘之上均设有寝殿，置陵主灵位，按敬拜活人的礼节对其进行祀奉。这与后世的陵墓是大异其趣的。”
从《长安史迹研究》中的记述，我们回头来看此前传为霸陵的凤凰嘴，这座自然山较为陡峭，山顶很尖，无法满足在上面设置寝殿进行祀奉的葬仪。在足立喜六对西汉其他帝陵探访的实况记述中，陵上及附近古瓦古砖残片甚多，这一现象在凤凰嘴并未记述。而近期被认定为霸陵的江村大墓，虽然没有坟冢，但是可以满足设置寝殿的条件。
线索三：帝陵埋葬品好似府库
2017年开始，考古人员对江村大墓8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着衣陶俑、陶器、铁器、铜器等大量汉代文物，同时还发现了“石围界”和门阙基址等陵园设施。特别是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这是认定江村大墓是真正霸陵的一个因素。
在《长安史迹研究》中，足立喜六对汉代帝陵的埋葬品也有描述，“汉代帝王下葬时，口含贝玉（雕刻为蝉形的玉片)，身着裢衣(施帛绣缝玉片的葬衣)，仰卧于梓棺之中，被安置在明中(玄宫)之内。随葬的明器，在西汉初期遵照三代古制，采用铜器。后因文帝提倡节俭，自霸陵开始改用瓦器。至东汉时，就只用陶器了。”
足立喜六在著述中说，汉代帝陵除了随葬明器，凡墓主生前需用或爱好的东西皆埋藏其中，“由明中至四羡门杂然陈列。所以山陵事实上也是一种府库。”这一论述，与目前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出土的文物也有对应关系。
线索四：《史记》中的记载被误读了？
霸陵位于凤凰嘴的说法，最早见于元代，学者骆天骧编撰的《类编长安志》中记述：“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而每个到过凤凰嘴的人，都觉得这里像帝陵，尤其背后三角形的山峰，很像封土的样子。
足立喜六探访了凤凰嘴，依他当年所见：“山麓上有一株巨大的古柏，树下有毕沅所立石碑，刻“汉文帝霸陵”，另有宋元以后所建碑碣二十五通，皆记载祭祀之事。陵高三百余尺，系陡峻的自然山峰。东隔灞水与铜人原及骊山。山脉相望，背后便是白鹿原的制高点……其高崇森严，远不及用人工的其他陵墓。”
至于为何人们对霸陵在白鹿原凤凰嘴误会千年？足立也在《长安史迹研究》中给出了线索。他在引用文献时，仅用了《史记·孝文本纪》中的内容:“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钱易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遗诏曰:“……霸陵山川因其故，毋不有所改。””
汉文帝以节俭出名，生前已决定陵寝不立封土，不扰子民，故在遗诏中下令霸陵不得改变山川。《史记》中的说法很有可能被后人误读为霸陵藏于山川了。华商报记者 路洁
近代研究长安文史唯一著作：
《长安史迹研究》
西安古称长安，汉唐时期曾称雄世界。长期以来，国内外对古代长安和长安文化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蔚为大观，但域外对长安和长安文化的研究成果的引入，在国内长期处于空白。三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丝路·长安国际译丛》，筛选一批海外各国学者的优秀著作，组织一批翻译界的专家学者进行翻译。
《丝路·长安国际译丛》第一辑，主要为东亚学者的研究成果。由陕西师范大学王双怀教授、西北大学高兵兵教授担任主编，并由他们与翁建文、徐璐、张鹏等日语系教授分别担任译笔。《长安史迹研究》是其中一本。日本学者足立喜六1906年至1910年在西安的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习期间，对西安及其附近的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并使用近代先进仪器做了测绘，同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对汉唐尺度里程、汉唐帝陵、汉唐长安城及长安附近的名胜古迹、道观、寺院、古代碑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之后撰成此书，还原了20世纪初西安所存的长安史迹原貌。回国后写成这部《长安史迹研究》，列入《东洋文库论丛》出版问世。
宋元清都有相关著作对长安历史遗迹作记述和研究，可进入近代却一度中断。足立这部著作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把清末的实际情况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书中有著者实地拍摄的照片170张、亲手绘制的插图38幅，其中不乏今已散佚的文物，不仅使图书内容更加生动丰富，也使本书成为近代研究长安历史文化仅存的史料。华商报记者 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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