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我的心头痣 □毛毛
田措施摄
由于职业的缘故，我经常会去一些地方，与一些人和事发生这样那样的交集。那些公务在身的出行，每每总得先忙分内的事，之后若时间有余，偶尔会就近走走看看，很少刻意游览。但西藏，是唯一的例外。
2007年五一前夕，我赴青海西宁出差。茶余饭后、会议间隙，拉萨、西藏、文成公主都是大家频频提及的话题。1300多年前，被封为文成公主的李姓宗室女，在众人的簇拥下，从年意尚未完全褪尽、寒冷依旧的长安城出发，浩浩荡荡，顶风冒雪，沿着唐蕃古道一路向西，向着更加寒冷且完全陌生的吐蕃前行。历时数月，到达青海西宁；翻越日月山，继续西行，最终抵达拉萨；与那里的人们和谐相处，完成她的和亲使命，直至终老都没能再回长安。
要不要去西藏看看？一次又一次，这个念头在心底蠢蠢欲动。最终与两个来自新疆的男子结伴而行，乘坐通车还不到一年的青藏铁路列车前往。在拉萨的几天，心情一直很平静。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罗布林卡、八廓街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每天身旁穿梭的多是手摇转经筒的当地人，夹杂一些目光游离的旅人。之后，我又重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仿佛一切从未发生。没多久，就接到赴长安城工作的电话。月余后，一纸通知，我到了长安城。不知这其中究竟有什么联系，或是某种不可解的秘密。然而，从那里带回的一颗绿松石，却在我的脖子上一直戴了好多年。
七年后的秋冬，我因采访援藏干部而再次进藏。一行人从长安城坐车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然后乘飞机直抵拉萨贡嘎机场。接机的藏族同胞给每人的脖子上都搭了一条洁白的哈达。“我回来了！”日喀则、珠峰大本营、林芝、藏民的家、藏餐，转经和晒太阳的老人们，甚至晾晒在藏民家外墙上的牛粪饼，都令我无比亲切。好像自己从不曾远离，一直都在那里。后来，本着“多少人来，一定要多少人一起回去”的初衷，大家无视我欲“留下来”的强烈愿望，硬生生将我“拽”回了长安。
在珠峰大本营，我没有加入众人的狂欢，只默默地独自发呆。突然，一阵莫名的风吹来，头上的棒球帽瞬间被吹落在地，还在风的裹挟下不情愿地向前滚动着。棒球帽上戴了连帽加绒背心的帽子，还有连帽羽绒服的帽子，被层层叠叠压着的它，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掉落在地的，令我匪夷所思。当时的我，没有急着追逐被吹落的帽子，只定定地望着它。直到它被一块灰白色、泛着奇异光泽的石头挡住去路，方才从容地走过去，捡起来弹掉土，又复戴在头上。将那块石头捧回长安城，和哈达一起悉心安放。之后，人生境遇又发生了些变化。
第三次进藏是在夏天，参加“重走长征路”的大型活动。中巴车从成都出发，沿川藏公路到达康巴藏区。临近康定时，坐在副驾上的我，一边不停拍照，一边一首接一首主动给大家唱陕北民歌，活跃的程度甚至到了有些反常的地步，令自己和他人都无比诧异。胆战心惊地过了泸定桥，参观完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公园，一直有说有笑的我，突然在某一刻泪奔。后来的人生，又有过几次意料之外的变化，但总体趋势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如今，西藏像是我心头的痣，又像是心上的痂，永远都在那里，不远不近，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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