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楼书店站” □肖云儒
一个甲子前，上世纪60年代初，有几年我住在西安东大街被闹市围得密密实实的老陕西日报社，也就是现在的皇城宾馆。每天晚饭后，我，后来加上我当时还年轻着的老伴，再后来又加上活蹦乱跳的儿子，散步的路线几乎是固定的，那就是由陕西日报西行端履门，然后到达钟楼新华书店，绕钟楼转一圈，又从钟楼书店回到陕西日报院子。
时间长了，我们家就用特定的语言来表达这段散步：“11号（指步行）公交，由陕西日报站到钟楼书店站，开车！”这样的散步，整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家搬到城外。
每日路过书店，进去溜达一圈那是必须的。不但转一楼，也忍不住上二楼、三楼溜达。有时买点书，带回一点轻轻重重的幸福，不买书，也感受了一次书香的濡染。
每次去书店都会生出一种很神圣的渺小感。你站到一直打到屋顶的布满了四壁的大书架面前，抬起头看不清最上一层书脊上的字，这种神圣的渺小感便油然而生。是进了宫殿、教堂、庙宇的那种感觉。是啊，自己才刚开始从事文字工作，也许将会在这条路上走到底，但终其一生我能有一本小书出版吗？出版了，我能有一本书放到这个神圣的殿堂中来吗？实在不敢回答。
而书店里森然的寂静，又加剧了这种神圣感。那时不同于现在，书店有饮品，有座位，有网络视听的设备以及各种文旅产品。一律没有，只有书架和摆满书的台面。大家站在书架前踮脚取书，低头翻书，有的干脆就势溜下去坐到地上，沉醉其中久久而不愿自拔。那个景致、那个气氛实在是好极了！有次一位母亲让孩子在少儿书架前读书，自己到十几米外的成人书架选书，待我跑完三层楼下来，大概有半个小时吧，孩子依然在那里读得津津有味。他的眼光和所有人的目光一样，好像是无形的吸管，盯在书页中贪婪地汲取。
走出钟楼书店，从紧贴东墙的一道小巷子下台阶，就到了平安市场。那里有一些摊贩，还有西安曲艺团的小剧场，能听到相声名家张玉堂的逗乐。或者过到路对面，进到开元寺（当时叫解放市场），去东亚饭店为孩子专门点一碗上海馄饨。当时只有这里的馄饨皮薄如蝉翼。或者在三意社门口听赳赳老秦粗放的吼声，或者在西安越剧团名角姚月红的广告下徜徉，在西安评剧团、河南曲子剧团旁蹭个热闹。解放市场那时是真家常，真市井，真乡土，和钟楼书店的寂静、深邃鲜明对照着。这就是西安，我的家了。
虽然不见得每次去都买书，买也只是一两本，日积月累下来，我单身宿舍的桌上、床上、墙角却慢慢堆起了书摞摞，那几乎全是从钟楼书店搬运来的。对书架的欲求便日益强烈起来。有个星期天，阳光正盛，我和同事走过钟楼，去竹笆市买了一个最小号的，用木条做的五格小书架。轻得可以用手举着。走过西大街和东大街，走过钟楼和钟楼书店，几许自豪，几许自炫。当时我住单身楼的二人间，人只有半间房，书却有了栖身之所。在房洞里举办了个仪式，将第一个书架命名为“钟楼书角”。
30年后，陕西电视台给我做过一个专题节目《肖云儒的七代书架》，就是从这个“钟楼书角”说起的。今年央视《朗读者》拍摄我一段朗读，记者提到我的“七代书架”和“五个书房”，我对他们说，其实自己最有感情的就是从钟楼书店淘到的这批书、这个最小的书架和没有书房只有墙角的寒酸书房。
一个甲子过去，那批当年从钟楼书店买的书流失了不少，现在书架上还能看到一些在坚守。比如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海狼》《马丁·伊登》，还有《外国歌曲》（三册），科普科幻作品《众神之车》，等等。
美学史论专著《美的历程》，先后买过三四个版本，几近是我的枕边书。它最早培养了我的审美意识，贯通了我对中国美学的理解，是我的审美发蒙之书。现在还经常翻阅，起到了美学词典的作用。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作品，常常把人物放到异态的极态的环境中去锻打，像寒冷、伤残、格斗、金钱、生与死，还有对未知的急切探究。他的作品给了我坚强与毅力，对未知领域探求的强烈愿望和冲动，甚至于鼓励了我在理论研究方面创新精进的勇气。几十年后我能坚持跑八万里丝路，都可能与偏爱这些书不无关系。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过《外国歌曲100首》，1979年又在钟楼书店买到了三集合版的《外国歌曲》（300首）。夏威夷的《骊歌》，南斯拉夫的《我的波斯尼亚》，法国的《天鹅》，俄国的《伏尔加船夫曲》，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还有门德尓松的《威尼斯船歌》，那是我少年时代的旧梦，青年时代的憧憬。这书和我一样，已经老旧不堪，发黄了、卷叶了，但我有时还会躲着小孙女，嗓门发沙地哼上一半首，想起走过的岁月和歌曲展示的风景，而更加热爱眼前的生命。在“文革”极左的时代，外国歌曲被认定为资产阶级情调，悄悄保留下来的这些外国歌曲，是我秘不示人的后院，是我休憩、养心的绿荫。在那些闭塞而又艰难的日子里，这些歌是我与人类文明暗通的脐带，它让我在心中能与美好的艺术交响。想不到在丝绸之路上，这些歌全派上用场了。它们是毫无阻隔的世界语言，能够和各国朋友汇通交流。这很让我得意。
那些年还在钟楼书店买到了[瑞士]冯·达尼肯著的《众神之车》，书虽不厚，却坚执地在书架上站了半个世纪的岗，至今依然不下班。书里讲的是上帝、宇航员和外星人的事。最近三星堆的文物新发现再度引发了外星人文明的话题，我想起了这本书，在书架上找了出来。它写了世界各地宗教和文化遗址中疑似外星人的痕迹，让我的视野拓展到了太空运行和地外生命的境界。为了这本书，我们家订了好几年的《飞碟》杂志呢。最近在一个微信群里，不知什么由头我提到了这本书，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张抗抗竟然很快发来微信，说她也爱看这本书，颠覆了她的许多观念。可不，一本好书是会让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这时候，书店就是茶座和客厅了。
当年在报社分工搞文艺评论，开了个“欣赏拾零”专栏，专写读书欣赏随感。新华书店有了好书常常会抢先告诉我。我一直怀念尤惠敏先生，他对书籍文化内行而且老到，经常给我说又来了什么书，这书有什么特点，我就赶过书店去，他已经把新书包好，消息写好了。有一段出版过一些“内部供应”的书，钟楼书店也总是通知我去买。这是工作需要，更是朋友情谊啊——书籍给予我的帮助不是早都远远超出了工作范围吗。
当钟楼书店即将搬回旧址，重新开业的此刻，我想向为我服过务、为广大读者服务过的几代书店朋友致意！钟楼书店对我，何止是“11号散步公交车”的一个站点？它确确实实是我人生的一个站点，是我在学习中走向成熟的一个给力的加油站、永远的赋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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