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成名20年后，“二奶杀手”没有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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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她的手机响了，号码来自广东省东莞市。这些年，成百上千的陌生号码涌进来。前一天晚上，还有一通电话来自美国洛杉矶，她习以为常，统统接起。

来自东莞的电话只响了两声就断了。“打两下就挂！不用说也是来咨询的。”她使劲摁了屏幕上那串号码，回拨过去，听见“嘟——”的一声，立马挂掉。她有些得意：“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张玉芬不能受委屈——哪怕是在这样的小事上。

手机又响了。来自天津的对方倾诉：丈夫出轨，跟一个河北女人有了感情，俩人“偷”生了孩子，大的今年8岁，小的3岁半，住在张家口市。

“你丈夫可真能耐。”张玉芬从包里掏出个巴掌大的笔记本，这样的笔记本她有30多个，记满了来电者的信息。“你是打算跟他往下过，还是要分开，还是想出这口气？”她说：“按照你的选择，我来做事。”

对方哭诉一阵，说日子过不下去了。“现在你咽不下这口气，下一步想告重婚，就是缺乏证据，是不是？”

答复是肯定的。“有‘二奶’的身份证号或者手机号吗？我记一下。”她麻利地写下号码，打断了对话，“你听我说，你想委托我们给你搜集证据，我现在没在北京，得从山东给你调人做这个事，肯定是要收费。我先跟调查部的人商量，商量完给你回电话。”说完，她就摁了挂断，“得，车上办公，做一单生意。”

这台车正从北边的县城往西安城区开。“我得让调查的人到她（二奶）娘家去查一下，你女儿都生俩小孩了，她丈夫是谁？按法定的重婚罪标准找事实重婚的证据。”张玉芬解释了两句，不再往下说了。除了她，车里还坐着她舞蹈团的两位团员，她不爱在他们面前谈论这些电话里的哭诉。哭诉别无二致：丈夫有了婚外情。

张玉芬今年62岁，住在西安，是一个民间舞蹈艺术团的团长。只有亲近的团员才知道“张团”的另一个身份——“二奶杀手”。

她已成名20年。1990年代末，张玉芬以重婚罪将出轨的丈夫告上法庭，总共告了11次。1997年起，她带着相似经历的9个女人成立“反二奶联盟”，常在大街上对第三者施暴。2003年，她成立“火凤凰侦探社”，专门从事“抓二奶”的侦探事务。在介绍她的网络资料中，张玉芬的名字后面紧跟着称号：中国“第一女子侦探”。2014年，她又在北京成立了“情感驿站月亮湾”，自称“全国妇女民间救助站”，专门接待遭遇婚姻困境的女性。20年来，张玉芬接受了数不清的媒体采访，“二奶杀手”被人熟知。

2020年7月，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引爆人们对“小三”的讨论，“二奶”这词不再时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小三”被用来指代婚姻中的第三者。张玉芬没看过这剧，但她又因“二奶杀手”的身份重回舆论视野。现在，媒体记者和纪录片拍摄团队常常登门。她来者不拒。

“张团”和“二奶杀手”给张玉芬带来不同的社交生活，她掌控着两种生活的张力。2020年9月19日是周六。上午，张玉芬带领团员去西安东郊参加一场婚宴，安排团员在接亲时敲锣打鼓。有媒体记者跟拍她，为了配合记者采访，她从附近找来一名曾参加“反二奶联盟”的成员。下午，她去北边县城参加“张氏宗亲大会”，带领两位团员到会上表演节目。临行前，同去的人员中又增加了一个名叫兰芳的广州人。兰芳是陌生来电者中的一员，从广州乘飞机到西安，只为跟“二奶杀手”见一面，除了向她倾诉自己因丈夫出轨经受的折磨，同时还希望借“二奶杀手”的名声，打开在陕西推销化妆品的市场。

兰芳的西安之行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受益颇多，张玉芬太忙，没时间跟她交谈。感情的事，兰芳来不及说太多，最后只能简单向“二奶杀手”表达敬意：“我曾经也想成立一个机构帮助受困的女性，但我没有做，我觉得你好勇敢。”

这样的话张玉芬都听麻木了。“张团”的身份更能带给她快乐。谈到跳舞，她走在街上就迈起舞步，说起唱歌，她马上就来一段拿手的秦腔。

不过也有时候，回想起抓“二奶”的经历，她也大笑。比如有一回，西安市的一名法官和他的二奶被她抓了正着，有电视台在旁边跟拍，那是记忆中的一次“名场面”：

我们一圈人围上去，拉着二奶使劲打，正弄着，物业就来了。物业说：“凭啥打人？”我们说：“她就是二奶！她破坏别人的家！”物业管理的领导发话：“这是人家私事。”保安队都不管，走了。

说到这儿，她笑了，然后瞪大眼睛，眼露凶光，掉了色的眉毛也扯起来，接着说下去，她提高音调，语气凶狠：

他们一走，我上去拽着二奶，啪、啪就扇。旁边有人提醒，“快点儿，有人报110。”我们几个马上回到门口打了个的，回家了。过了几天，派出所给我发传唤证，说我破坏公私财物，限7月份到派出所协助审查。

回忆到此戛然而止，她大笑起来。那名有婚外情的法官最终丢了职位，“打二奶”的诸多胜利中，这成了让张玉芬印象深刻的一次。

二

张玉芬在西安火车站附近长大，她母亲在车站旁的解放路开了家“八姐妹旅社”。1960年代，旅社因为服务周到在西安城内出名。10年前的一次采访中，张玉芬提起母亲：“我妈性格特刚强。她要干哪件事，就一定要干成功。”

家里的孩子属张玉芬跟母亲性格像，“以前我们出去买东西，人家暗中多收钱，我哥我姐都说算了，我可不行，我据理力争，绝对不会饶了他们。”

母亲不想让张玉芬下乡做知青，她自己偷偷报名，被分配到长安县。插队期间，她认识了宝鸡人郭鹏。1979年返城，张玉芬到北京一家工厂做行政工作，郭鹏也跟着到北京当兵。“一下班，我俩就在北京城里转，爬长城，逛故宫，在颐和园划船，跑到首都机场看花样滑冰。”

1981年调回西安后，张玉芬和郭鹏结了婚。张玉芬在工厂做工人，郭鹏从部队转业，到税务局给局长当司机。“当时工人职业最光荣。“张玉芬说，她是大大咧咧的性格，在工作上强势，在外头爱交朋友。郭鹏内向，跟女孩聊天都脸红，他朋友不多，唯一的爱好是搓麻将。但在家里，张玉芬都听郭鹏的，她接受的家庭观念从来都是“女人做贤妻良母”，郭鹏也算体贴，“一下班就坐到跟前，我做饭，他就陪着我做饭。”

十多年来，她的日子过得平淡富足，但到了1990年代，夫妻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张玉芬下了岗。司机郭鹏则被调到一线负责税收，成了名公务员，待遇越来越好。

1997年，张玉芬发现郭鹏出轨了。他从南方出差回来，张玉芬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车票、船票都是两张的。“他解释说南方爱下雨，包了个出租车，不管走哪都给司机买张票。”张玉芬信不过这套说法，郭鹏那时又以工作为由更频繁地不着家，她的疑心更重了。

她跑到税务局门口，躲在大树后面蹲守他，按着他骑摩托的方向，每天往东挪300米，找到了他在外面的居所——东方机械厂的家属院。郭鹏不擅长跟女性打交道，不过之前曾带回家一个女性朋友张萍，称是收税时认识的，还让张玉芬帮她物色对象。张萍从那以后常来家里玩，帮着包饺子，还给她夫妻俩都织了毛衣，她就在东方机械厂上班。

张玉芬找来张萍：“这家伙在外头有女人了，现在离家出走，跟个女的就住在你们东方厂。”张萍没动声色：“那我要是见了他，跟他说说让他回去。”她说：“我经常在这片夜市见他。”

张玉芬后来才知道，郭鹏出轨的对象正是张萍。她找上门后，郭鹏也摊牌，说要离婚。她知道婚姻保不住了，自己也无法忍下去，对着他喊：“想离婚？门儿都没有！除非给我100万！”

郭鹏跟张萍换了住的地方，他们换一次，张玉芬就找一次，她要把郭鹏告上法庭，首先得拿到证据证明他有重婚行为。为了拍到他们同居的照片，她找了侦探，侦探要价5000块钱，一听这数目，她就急了，“讹人，你等着我告你！”

她只能自己行动，郭鹏第五次搬家后，张玉芬踩好了点，专门在他生日那天带着记者敲了他的门。“你来干啥？”张萍站在房里。她闯进去，见郭鹏在床上躺着，一把掀开他的被子，“他一丝不挂，我拿着照相机使劲对着他拍。”

“他平白无故的跑你这儿来睡，你这是什么行为？”张玉芬扯着嗓门：“你明知道他有妻儿老小，还要这样做，你个狐狸精！还有郭鹏，我告你重婚告定了！”

郭鹏最终后来被税务局开除，在接受采访时说，要早知道张玉芬性格这么刚烈，自己当时不敢闹离婚。张玉芬曾问过他离开家的原因，他答：“单位里人人都有情人，我没情人，我多没面子。”

她无法理解这些行为。在她的青春年代，人们对待感情普遍是忠诚的。“那时候出这样的事，搞不好永世不得翻身。”张玉芬说：“后来改革开放，经济是发展了，但社会上有了乌七八糟的风气。”

她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郑重地写在笔记本上，固执地搜集丈夫出轨的证据，铁了心要告他“重婚罪”。

经过媒体报道，张玉芬成了一位罕见的强悍女性角色，被困境中的女人们当作“指明灯”。她们通过报社找到她，她至今记得，世纪交接前后的许多个除夕夜，她们在她的客厅围坐一团，每人带来一个菜，她提供啤酒。她带头唱歌，她们举起酒杯，眼泪掉进酒里。“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她说，挂着满脸眼泪。她张着嘴又大笑起来。

三

公众对于重回舆论视野的张玉芬，认同感正在降低。

5年前，张玉芬参加凤凰卫视的节目《社会能见度》和接受《南方都市报》的人物专访时，还是“婚姻卫道士”的形象。和以往不同，现在更多网友认为她“可怕”。一段媒体对她的采访视频在微博流传，评论区里，热度最高的留言是“她已经有心理病了吧”“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和“动私刑在任何国家都违法”。

李艳婷觉得这些评价对张玉芬不公平，“说实在的，你们媒体还是应该好好表扬张姐，她真是挽救了不少人。”2006年，李艳婷在绝望中找到张玉芬。“老公有外遇以后，我脑子都不正常。”她跟张玉芬说：“我在家里自言自语，我姐吓得不行。”从那以后，张玉芬常叫她到环城公园散步、聊天。

西安城里，许多找到张玉芬的女人都有相似经历。李艳婷的丈夫老家在农村，两人结婚后，通过女方家的社会关系，他被安排进公安局上班。上世纪90年代末，李艳婷的丈夫晋升不断，她在企业的工作轻松，少有应酬，更多心思放在顾家上。

李艳婷说，遭遇婚姻困境时，她不敢理直气壮地提离婚。“外人听说离婚，只说女人看不好自己的男人。”离婚后，她不敢在原来的家属院住着，她记得：“有一次坐在外头乘凉，有个邻居经过，原本他见了我都低头哈腰的，这回走到我跟前，直接说了句‘好狗不挡道’。”

结识张玉芬之前，更多遭受丈夫出轨之困的女性采用的方法是“忍”，“反二奶联盟”的第一批成员中，有抑郁自杀的，有患乳腺癌、宫颈癌的，几乎全部去世了。张玉芬认为，她们得病和“忍”有关，她教她们“反抗”——告重婚、“打二奶”。“这就是一种发泄，发泄完就一个感觉：爽！”她从不怀疑“打二奶”的正当性，“我没有一点儿负罪感，有气就要撒出来。错的是二奶，打的就是她！”

加入“反二奶联盟”后，李艳婷坚定了离婚的想法，张玉芬帮她们找丈夫在外姘居的住所，带着姐妹打二奶，再找媒体曝光丈夫们的婚外情。这至少能为她们找到丈夫出轨的证据，在离婚法庭上争取到更多财产。

“要不是张姐把我们叫来（接受）采访，我一般不爱想这些事。”李艳婷说：“一想起来，就觉得我们女人活着太倒霉。”现在，李艳婷等成员们重新组建了家庭，她们和那段痛苦记忆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仍不断地有“倒霉”的人，通过她的博客或新闻报道找到她的号码。电话铃声没断过，最多的一天，她接了160多通电话。这个活动范围限于西安城，已经步入老年生活的女人，好像仍然掌握着正在这个国家发生的婚外情事的全貌。

离婚已经不再是件“见不得人”的事，遇到丈夫婚外情，更多女性有经济能力也敢于放弃婚姻，从广州赶到西安的兰芳就做了这样的决定。在兰芳之后，冯婷婷也从广州来到西安，向张玉芬吐露心事。

冯婷婷今年58岁，和丈夫是再婚夫妻，结婚近十年后，丈夫和一位20多岁的同事有了婚外情，2017年，两人生了孩子，丈夫以为孩子办户口为由，要和冯婷婷离婚，五次把她告上法庭。

西安的秋意已经浓了，冯婷婷穿着碎花超短裙到约定好的酒店和张玉芬见面。“我穿这个，就是因为我老公喜欢。”她向张玉芬事无巨细地讲述自己和丈夫的相处。

“麻烦就麻烦在这儿，我看得出来你很爱你老公。”张玉芬说：“那你来找我是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我就不想离婚嘛。”冯婷婷压低声音，“我知道您是二奶的克星，就想让您帮我收拾这个小三，让她退出。”

“有办法。”张玉芬坐直身子，头也不抬，语气淡淡的：“咱不用暴力的方式，照样劝退她，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她说，现在暴力不再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一名“小三”曾被她带去跟“反二奶联盟”的姐妹见面，听完她们的故事，“哭得稀里哗啦，再也不插足别人的家庭。”对于冯婷婷的请求，张玉芬还没想出完整的计划，不过有了思路：“跟小三面对面聊，或者找她的家人。实在不行，就找个男人跟小三接触，也跟她同居，天天粘着她，骗取她的信任感。”她笑起来，“真有人愿意干这个。吃定了她，再把她给甩了。”

这样一来，“小三”也成为感情中的受害者，张玉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社会就是这样。”她说，正符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

网上关于“女权”的讨论对张玉芬来说太遥远，她甚至没听说过“女权”这个词。”比如出轨这事，女权主义者会问，为什么不教训男人只教训女人？”界面新闻解释。

“我不是女权。”张玉芬想了想，一字一顿答得清楚：“我这叫维权。”

四

只有张玉芬，被过去的经历缠绕得厉害。她还住在离婚前的老房子里，房子是她“维权”的成果。

11次以重婚罪起诉丈夫后，法院认为张玉芬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姘居，不能证明重婚，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起诉。2007年，法院判决张玉芬和郭鹏离婚，基于张玉芬靠低保维持生活和她并无过错的考虑，将这套住房判给了她。

离婚前，郭鹏趁张玉芬出门时，撬开了门锁，拿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电暖气，烧水壶，洗衣机都带走了，连小灵通都被他拿走了。”直到现在，门锁还是坏的，在木门外，她新安了一个防盗门。

房里仍维持着上世纪90年代的样貌，墙上的钟表走字时声音还是很响，折叠的靠背椅，针织的沙发罩，都是上了年头的，有把雨伞放在家10多年，“是到移动公司的老总家抓奸，从他的客厅里拿回来的。”

2019年8月份，张玉芬摔了一跤，脚骨折了。后来因为疫情，她不能回北京打理“情感驿站月亮湾”的事务，只好一直待在西安。很快，求助电话和舞蹈艺术团的各种活动又填满了她的生活。林晴曾经做她的助理，帮忙接求助电话，知道她的辛苦，“说实话，张姐不容易，如果当初她的婚姻好，现在也不会每天把自己忙得团团转。”林晴说。

和媒体见面，也是她填满生活的一种方式，并且，她想借助媒体向人们展示自己丰富的娱乐生活，她知道很多人看了她的故事，认为她一直生活在仇恨中，“其实早就不了，一个人的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恨。”

她并不总是强悍的。她的母亲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她，说她“是个怪物”。“别人都是上班，下了班回家，都过得好好的。就你一个从小疯到大，五、六十岁还疯得很。”她不敢告诉兄弟姐妹自己忙活的事，带着舞蹈团的团员去参加婚宴表演时，小心翼翼地站在人群里，怕被住在附近的亲戚看见。

在外面的社交活动中，也会有些时刻，她感受到自己的弱势。“情感驿站月亮湾”现在搬到了北京市大兴区，最早开办在门头沟时，她会受到租房的房东骚扰。“那个老头太色。”她一个人在那儿住的时候觉得害怕：”他老叫我，我不去他就吵。我只能装糊涂，把门锁上，把手机调个静音。”

张玉芬去年还和郭鹏见了一面，她已经很久没听到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和张萍都被单位开除，也分了手，他没有工作，住在自己申请的廉租房里。

这次，他回来拿独生子女证办理退休。隔着防盗门，张玉芬没认出他来，他原本瘦瘦高高的，现在得了脑血栓，打完激素发胖得厉害，走路一瘸一拐。“我说你找谁啊？我不认识你。”她关了门，要求他拿回这套房子的房产证作为交换，“人看了都觉得唏嘘，有人说他，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也痛苦，她也痛苦。”

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中获得胜利，未必使人心满意足。况且，张玉芬知道自己不算一个完全的胜利者，她看不惯的婚外情风气没有太多改变，求助电话还在接连不断地打来。

林晴和张玉芬讨论过改善风气的办法，“现在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录进互联网里，其实感情信息也应该被录进去。”林晴说：“这就相当于感情方面的个人信誉系统，最起码能查出来他经过几次婚姻，跟谁谈过对象。”

“对，透明化。”张玉芬表示赞成，“别说什么隐私权，隐私权也该分类，在婚姻上没有隐私权。”她说，“还得有配套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禁止婚外性行为或婚外与他人同居，再细化惩罚，比如说犯错一次可以，两次警告，第三次坐牢，看谁还敢！”

她始终向往是非分明，热爱忠诚，怀念没有婚外情的“纯真年代”。“那时候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但靠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夫妻的矛盾都消灭在萌芽状态。”她说，“谁要敢随便做，一个帽子扣上，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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