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中的艺术品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到博物馆参观时，我们常常会惊叹于文物的艺术价值。经过时间的淘洗和博物馆的展陈，“美”被凸显；同样由于时间的流逝和对审美的强调，文物本身在诞生时的历史信息却日渐流失。例之，当我们铺开宣纸，选一本书法名帖开始练字，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在如何写得“像”，我们看字帖中如何运笔、结构、布局，却很容易忽视背后的复杂内涵和诞生时的“历史现场”。在“唯艺术化”的路途上狂奔，审美其实容易因为内涵的流失而变得空洞和肤浅。我想或许这不是杞人忧天，君不见活跃在当今书坛的众多所谓名家，用笔之乖张，别字之连篇，缺的恐怕不仅是历史内涵，连审美的皮相也丧失殆尽。

因此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把艺术品放到它的“历史现场”中做全方位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是一种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当然早就有人做出了很好的典范，当西方美术史还在将中国的书画做纯形式主义式的研究时，巫鸿就以《武梁祠》复现了汉画像石背后汉代的历史时空和生活细节，阐明艺术本身，绝非脱离社会的空穴来风。

意大利汉学家毕罗的这本《尊右军以翼圣教》，正可谓一本艺术社会学的优秀作品。众所周知，《集王圣教序》是

唐代僧人怀仁集王羲之的字而成，内容主要是两位唐朝皇帝为翻译佛经写的序文，即唐太宗李世民的《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的《述圣记》，以及玄奘翻译的《心经》。这方赫赫有名的石碑在唐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公元673年1月1日）立于长安弘福寺，从北宋初期以来一直存放于西安文庙，即当今的西安碑林博物馆。由于《集王圣教序》是历代体现王羲之书法字形最多的一幅作品，因之备受历代书家的重视和喜爱。在碑文中，两位皇帝高度礼赞了佛教的义理和高僧玄奘法师西域取经的功德。因此，这方石碑蕴含着宗教、政治和书法3个层面的丰富意涵，作者正是从这3个方面入手，勾连起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3位重量级人物——玄奘、唐太宗李世民和书圣王羲之，深入论述了《集王圣教序》的立碑动因和历史环境，并对此碑的制作和书法特征做了逐字的探讨。毕罗最后认为，《集王圣教序》是“佛教信仰、皇权威与书法魅力三者合一的纪念碑”。

有意思的是，书中写到，对当时的长安僧人而言，立碑不是为了为书法作贡献，而是借书法为佛教作贡献，这意味着《集王圣教序》的确是一件“佛教艺术品”。于是，从《集王圣教序》产生的整体情况来看，这一文化遗存实际上正是“当时书法活动与社会及政教局面的紧密之结合”。作者因此认为，“书法活动不能游离于社会整体法则的制约，它有时候不完全出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抒发性创作，而牵制于书法之外更复杂又敏感的问题。当然，这并不等于贬低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正好相反，以全面的视角分析古代书法作品的产生过程，会让我们体会到这些作品得以蕴含其中的另一种况味，由此使得我们欣赏书法的感受更加接近历史语境的真实。”

毕罗经由《集王圣教序》得出的结论，正是中国古代书法中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十分值得深思。如至今砌于济南灵岩寺鲁班洞内之李邕撰并书《灵岩寺碑颂并序》，碑中提到麟德二年（665年）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封禅泰山并驻跸灵岩一事。这是唐代皇帝第一次封禅泰山，也是继秦始皇、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帝对泰山的第四次封禅，在唐代政治史和宗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碑中有“皆以帝王之力，舍以国财”，建佛像、修寺院等信息，而李邕亦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可见《灵岩寺碑颂并序》同样堪称“佛教信仰、皇权威与书法魅力三者合一的纪念碑”，只是我们还没有对它展开如毕罗之于《集王圣教序》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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