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铭心的高考
□汪清龙
此生参加过多少次考试，连自己也记不清了，唯有改变命运、刻骨铭心的高考，是无论如何也忘不掉的。
1980年中考后，我进入西安市三十四中学习。三十四中由爱国名将孙蔚如修建，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母校，当年以较高的升学率闻名东郊。高中能考入重点中学的重点班学习，在许多人眼里是求之不得的结果，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一来当时大多数农村学生把目标定在跳出农门上，因而班里3个考上初中专的同学，才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二来即使考上高中，面对“考大学比登天还难”的现实，心里没一点把握，实在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我的高中学习是在忐忑不安中开始的。位于白鹿原下、灞河西岸的三十四中，条件好，学风浓，名师多。我们的班主任范应礼老师，就是一位在全省颇有名气的高中数学名师。记得开学第一堂课，范老师那“上大学就能吃白馍，上不了大学就只好吃黑馍”的动员话语，直白而有劲儿。他在黑板上出的10道算式题，每道题的答案就是本题的序号，能答对3道以上的同学没有几个，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我们的语文、物理、化学、英语等代课老师，个个都是响当当的。我们是最后一届两年学制、英语零基础的高中生，时间紧，课程重，压力大，同学们都玩了命地学习。每天刚亮，学校的操场上、水塘边、柳树下，都是同学们晨读的身影。下晚自习后，很多同学还要去大自习室开夜车，有的很晚回到宿舍还要躺在被窝打着手电看书。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同学们来讲，饥饿时常相伴相随，肚子好像永远也填不饱似的。我们这些住校生，每月从家里背来面粉和玉米糁子交到灶上，学校给每位上灶同学发一张印有当月每日三餐的就餐单。打饭时，师傅隔着窗口，用筷子圆头蘸着印泥在对应的空格内点上红点，这顿饭就算吃过了。个别同学不够吃，便动起了歪脑子，把前面点过的红点用刀子小心翼翼刮去，试图蒙混过关再吃一顿。遇上经验丰富的打饭师傅，将就餐单在灯泡下一照发现破绽，在刮过的空格重新点上红点后，面带嫌弃地将就餐单塞出来，臊得那同学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时候参考书很少，记得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局编写的一套丛书很是抢手，而大多数复习资料和模拟考题是手刻的油印版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凑到老师家门口听收音机播放评书《杨家将》《岳飞传》，或挤到水泥乒乓球台前观战，或转到操场上参与倒两脚足球，或跑到灞河岸边的垂柳下抒发情怀，就是记忆中偷闲减压的主要活动了。由于没时间和条件洗澡，身上长虱子是常有的事，同学之间谁也不笑话谁。一年半载去几里外的灞桥电厂冲个澡，简直就是奢侈享受了。灞河边的黑蚊子出奇的厉害，大多数同学支不起蚊帐，挨蚊子叮咬是常有的事。临近高考，我的脸被蚊子叮了，感染化脓，高烧不退，带病上阵，结果可想而知。那年我的高考成绩与录取线差了几十分，我们学校高考也整体遭遇了“滑铁卢”。
放弃还是复读，现实而残酷地摆在面前。放弃吧，意味着从此将要回到村里，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我不甘心；复读吧，家里还有两个妹妹上学，经济负担过重不说，周围补习数年考不上大学发生问题甚至自杀的例子一抓一大把，万一再折腾一年还是个“白米二斗半”该如何收场？儿时伙伴一句“你咋越学越回来了”的玩笑话，对我的自尊心刺激极大。是坚强的母亲“只要你有决心，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补习”的话语让我重拾信心，走上了复读之路。我又回到乡上中学，可我很快发现，乡上学校的教学节奏、老师的讲课水平、班级的学习氛围等，自己已无法适应，一个学期提不起劲、浑浑噩噩，如果继续下去，真是“瞎子点灯白费油”。第二学期，我和同村同学赵国利商量，又寻情钻眼回到三十四中高三重点班插班学习。我们就像被打散的士兵，重新找到原部队一样悲壮。那学期，学校吸取上年偏重于难题怪题训练的教训，加大基础知识的教学分量，我感觉一下子学到了不少东西，心里有底了，加之全家人节衣缩食，为我在学校外面的柳巷村租房休息，让我精神抖擞地重上考场。记得高考成绩公布当天，站在贴于醒目地方、标志母校高考打了翻身仗的大红榜下，当我终于鼓起勇气，找到我那超出高校录取线几十分的成绩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天，走在经常走过的灞桥上，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好，脚步从来没有那么轻快过，我恨不能长上翅膀飞回家，把喜讯告诉母亲和姐姐妹妹。当晚，亲人们一个个欣喜万分，喜讯迅速在家乡附近的村子传开了。后来，我爬在家里的土炕上，满怀憧憬地填报了高考志愿，不久被空军的一所高等院校录取，实现了上大学和从军的双重梦想。
高考是为国家改革开放选拔人才的制度安排，是莘莘学子改变人生命运的重要机遇。高考让我从一名高中生变成了军校大学生，从一名农家子弟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人。感恩感谢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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