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人生 □耿箖

人生多像是电影，小时候的电影总是最精彩。我上小学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学校每隔两三周便会组织一次看电影，每次听到老师说下周要去看电影，同学们都欢呼雀跃，盼着日子。看电影的那一天，全校学生在操场集合，以班级为单位，两路纵队，两人一组，手拉手走出校门。这是一支多么庞大的队伍，老师们走在队伍中间，护送我们走出小巷，穿过马路，走进影院。开演前总有一段最热闹的时刻，大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和前后左右的小伙伴叽叽喳喳，和四五排之后的好友隔空喊话，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坐下去，任凭椅子座板上下翻飞，啪啪作响。

“地道战，嗨！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千万……”歌声在记忆中回响，一连串的战争片在脑海里掠过，《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那些扣人心弦的情节，紧张激烈的战斗场面，总让我们这些孩子百看不厌，对侵略者恨得咬牙切齿，为中国人的每一个胜利欢呼，巴掌拍得山响。爱看战争片，自然更崇拜电影里的战斗英雄，《智取威虎山》中深入虎穴的杨子荣，机智勇敢和土匪头子座山雕的对话：“脸红什么？”“精神焕发！”《英雄儿女》里王成的呼唤“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些经典台词，我们都耳熟能详，还能模仿得惟妙惟肖，“我要当英雄”是少年时期的梦想。

到了初中，放学路上要经过两家电影院，每次走到影院门口，脚就不听使唤，忍不住想看看里面放映什么电影，母亲给的零花钱，积攒起来买电影票。上世纪80年代初，伤痕文学盛行的年代，伤痕文学电影同样流行。记得一个周末，我家三口人一起去看电影《芙蓉镇》，母亲深深地陷入电影情节里，不住地抹眼泪，回到家里和父亲回忆起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相对而泣，久久不能平静。

在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形成的年纪，我有幸遇到了谢晋导演的电影《天云山传奇》。主角罗群因为替知识分子说真话，为百姓办实事，被打成右派、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开除公职在天云山脚下当农民。贫病交加中，技术员冯晴岚毅然与之结合，两个有着水晶般纯洁心灵的人相依为命，著书立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那时候正在学习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听老师讲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陶渊明、罗群、冯晴岚身上人性的光辉，人格的魅力，在我心灵深处构筑起一座小小的丰碑，上面镌刻着“清高”二字，即使后来一再被嘲笑为不合时宜，至今我依然坚守。

我最喜欢看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鲁迅的《阿Q正传》、巴金的《家》、老舍的《茶馆》、曹禺的《日出》，阿Q、梅表姐、于掌柜、陈白露，这些人物形象在电影中更加立体生动，人物命运也有更深刻的诠释。由女作家谌容获奖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人到中年》，看一遍不过瘾，一次次走进影院，反反复复看了5遍，电影中反复吟诵的裴多菲的诗歌《我愿意是急流》，是我第一次听到的爱情诗：“我愿意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不懂得爱情的年龄，感受到爱情的美好，开始对爱情有了朦胧的憧憬与向往。

我从爱看电影到爱写影评。记得上高二时，有一篇文章获得西安市“希望杯”影评大赛一等奖，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的同时，还自豪地向她展示我的其他影评文章，我妈很吃惊，紧张地问我：“你怎么看过这么多电影？啥时候看的？和谁一起看的？”

“放学后，自己去看的！”我大大咧咧地回答。

“一个女孩儿，独自去看电影，多不安全，以后要看电影，妈陪你！”

我妈说的“不安全”，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刚上大学时还真遇到了。学校在郊区，看电影要走三四里路进城。9月的一天傍晚，我们寝室四个姐妹兴致勃勃地去看电影，刚走出校门没多远，就碰上东倒西歪的3个醉汉，满身酒气，嘴里不干不净挡住去路。我们吓得转身就跑，跑回学校，冲进教室。正在自习的男同学看见我们惊慌失措的样子，立刻显示出“英雄救美”的气势，要去打醉汉，好不容易拦住他们。大家约定，以后一起去看电影，男同学乐颠颠地充当“护花使者”。

有男同学的陪护，我们看电影总是一大群人，有说有笑，好不热闹！记得一个黄昏，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洒在枯黄的落叶上，满地生金，那条通往电影院的路上，络绎不绝全是青年男女，台湾影片《欢颜》吸引着大家，走路的、骑车的，争先恐后，纷纷拥入影院。凄美的爱情故事最能拨动青春的心弦，女主角抱着吉他，弹唱《橄榄树》的画面让我们如痴如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宿舍楼里都飘荡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旋律。

电影里的人生，人生里的电影。那些老电影、旧时光，值得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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