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潞：乾清宫为何从寝宫变成理政之所？
乾清宫是明清皇宫中位于内廷的重要宫殿，是明代皇帝的寝宫。到了清代，则变成了皇帝的理政场所，正如我们今天见到的场景：殿中高悬顺治皇帝御笔“正大光明”匾及康熙皇帝的“表正万邦”长联，放置象征皇权的屏风宝座，下设甪端、仙鹤、天球地球仪等等。那么，这座著名的皇帝寝宫为何会变成理政之地？这一功能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对清代宫廷制度又产生过什么影响？这些正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从单纯的皇帝寝宫到纯粹的理政之所
乾清宫的功能在清代顺康雍三朝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顺治时期，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但使用率极低。当顺治元年清军进入紫禁城时，城中一片破败。为迎接皇帝入宫，多尔衮于当年七月即下令修缮乾清宫，二年五月，“乾清宫成”。但当时皇帝是否入住不得而知，反而是在乾清宫修好后的第二年，有顺治皇帝以前朝保和殿为寝宫的记载：“三年十二月，上御太和殿，诸王及文武群臣行庆贺礼，赐宴。即日，移居位育宫。”位育宫即保和殿。此后十年间，顺治帝一直居住在位育宫，至十三年七月，乾清宫大修后，方移居乾清宫：“朕自即位以来?暂改保和殿为位育宫，已经十载?今乾清、坤宁宫告成，祇告天地宗庙社稷，于顺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临御新宫。”但自十三年正月起至十七年十二月，他实际上是长期居于南苑行宫，甚至为他最宠爱之妃董鄂氏行册封皇贵妃之礼亦是在南苑行宫举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册董鄂氏为皇贵妃，初六，“是日早，奉册宝于采亭。礼部侍郎乌赫，启心郎吴马护等，送至南苑”。
从上文记载看，顺治年间乾清宫曾进行过至少两次较大规模的修复，但难说达到了寝宫的理想状态。十五年六月因乾清宫漏水，顺治帝怒发上谕：“建造乾清宫，所费金钱钜万，宜乎坚固完好。乃落成之始尚有可观。今经雨辄漏，墙壁欹斜，地砖亦不平稳，阶石坼缝，甚不坚整。此皆工部内官监各官疏忽怠玩，不用心督造，及匠役草率所致。当日因工完议叙，所予加升赏赉，皆属冒滥。虽经恩赦，难以免罪。著详察该衙门经管各官并营造人等，严行议处具奏。”此后，顺治帝更不住乾清宫了。
康熙帝登基后也住在时称清宁宫的保和殿中，直至康熙八年才移居乾清宫，“朕御极以来，以保和殿为清宁宫居住。今春奉太皇太后旨，不宜以殿为宫，宜于乾清宫居住。朕恪遵慈命，爰饬所司重加修理?今具告成，祇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进御宫殿”。
康熙帝正式入住乾清宫当年，书写了“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的对联，并将其张挂于正殿。现宫内所挂此联，为嘉庆二年乾清宫大火后摹写，上联旁书：“康熙已酉圣祖御笔”，下联落款：“乾隆丁巳恭摹。”从对联治国安邦的内容看，乃为理政之所而书，据此可判断，乾清宫功能由单纯的寝宫，转为政寝合一之宫，应始自康熙八年。七年后，康熙帝又为宫中“正大光明”匾题写了跋语：“世祖章皇帝御笔正大光明四字，结构苍秀，超越今古。仰见圣神文武，精一执中，发于挥毫之间，光昭日月，诚足媲美心传。朕罔来时为钦若，敬摹勒石，垂诸永久，为万世子孙法。康熙十五年正月吉旦恭跋”这一既鞭策自己又勉励后人的跋语，进一步表明乾清宫乃理政之处，至康熙朝终结，此功能一直未发生改变。
乾清宫转为纯粹的理政之宫，始自雍正帝。在将康熙帝的棺椁安放于乾清宫后的第五天，胤禛举行登极礼的当天，就向内务府总管大臣发一上谕，暂居养心殿：“诸王大臣佥云，朕持服二十七日后，应居乾清宫。朕思乾清宫乃皇考六十余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实不忍。朕意欲居于月华门外养心殿。著将殿内略为葺理，务令素朴。朕居养心殿内，守孝二十七月，以尽朕心。”不过，二十七个月守孝结束后，雍正帝却再也不回乾清宫，就在养心殿理政就寝了。自此，乾清宫在清代成为一个纯粹的皇帝理政之所。
乾清宫的政事活动
乾清宫由纯粹的寝宫变为政寝合一的宫殿后，与之相关的活动与制度也相应发生变化。乾清宫发生的活动，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政事类，如召见大臣、接见外国使节等；二是文事类，如皇帝与群臣论诗联诗；三是宫规习俗类，如进《实录》、赠福字等。它们有些是在乾清宫内或宫门外月台上举行，有些则是在乾清宫两庑或乾清门举行。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乾清宫功能发生变化的衍生物。由于乾清宫涉及的制度过于庞杂，本文仅讨论与之相关的政事制度的设立与变迁。
（一）御门听政制
1.御门听政制确立的时间
“御门听政”这一理政方式始于明代。清初多承明制。顺治帝虽偶有御乾清门与朝臣讨论国事，但远未形成“御门听政”之制。这一制度真正形成是在康熙六年七月，玄烨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御乾清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从此，御门听政在康熙朝常行不辍。
2.御门听政的时间
据《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御门听政的时间，最初是早于辰时。这在上朝诸臣是极为辛苦之事：“惟恐迟误，必四五鼓趋朝，难免夜行风寒之苦。”以至到了康熙二十一年九月，有大臣不堪上朝之累，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上奏，提出上朝的时间改为辰时：“若皇上于辰刻御朝，则远居大小各官，黎明而入亦不致迟误。”见此疏后，皇帝给了一个有病可报本部免其奏启的回复。大臣们见此谕竟兴奋无比，称“九卿各官皆云，皇上洞悉下情，虑及下僚风寒，欲限时听政，即同天地之心、无不欢忭！”或许是看到这种“无不欢忭”超常反应，康熙皇帝才第一次明确了御门听政的时间：“朕御朝太早，各官于三四鼓趋赴朝会，殊为劳瘁。自今以后，朕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为期。启奏各官从容入奏。九卿詹事科道原系会议官员，仍每日于启奏时齐集午门”，如“有年力衰迈及偶患疾病，俱向本衙门说明，免其入奏齐集。此外各衙门及部院司属官员，俱停其每日齐集。著各赴本衙门办事”。
客观说，“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为期”（即春夏七点一刻，秋冬八点一刻）的“上班”时间，对朝臣来说仍然是太早了。结果，两年后又有人提出御门听政不必日日举行的意见：“奏请御门听政，或以五日、或以二三日为期。其意盖欲君臣之间，政事余暇，稍得休息也。”康熙帝考虑再三，将每天的御门听政改为三日或五日一次，并简化理政程序：“部院事务，应得归并者，酌量合奏，期于简要清省。从此民生日康，刑清政肃。”
但是第二年，再次有人以“四海升平、政事简少”为由，上疏“请以后大朝之期、及大雨大雪，俱停止启奏。或遇大寒大暑之日，亦当酌定间几日一御门听政”。康熙帝在讲了一番自己每日理政的苦衷后，再次妥协，说“自后大朝之期，一切章奏交送内阁。遇大雨雪，临时请上谕，其祁寒盛暑之时，各部院果无应奏事宜，方许暂止”。君臣几个回合下来，御门听政的时间，就从确立之初的几乎每天举行，变为隔三差五，以至需要等“上谕”而不定期了。
3.御门听政的方式
听政的方式与乾清门的建筑形式直接相关。乾清门是座五间的歇山式大门，平时是穿行之处，空荡无物，但皇帝要在这里理政，就得有相应的设施。听政日，“乾清门首领太监等设御榻、黼扆于门外，正中设本案一，于前设大学士、尚书等跪奏毡垫于左?届时皇帝御舆至门，启扉降舆出，阖扉升座。御前侍卫及乾清门侍卫左右佥立，记注官升西阶，就西柱下立，部院奏事官由东阶升，各就列跪”，开始依次呈进奏本，然后是“皇帝降旨宣答”。所谓“依次呈进奏本”，康熙时日讲起居注官王士禛的记录是：“初一日首吏部，则初二日首户部，周尔复始。若宗人府奏事，则恒居部院之首，三司法例居第三。部院奏事毕，然后台省官奏事。”各部院大臣奏毕，“然后内阁大学士学士至御前承旨。翰、詹、起居注满汉各一员，轮直立西楹下”。
4.参与的官员
御门听政的官员，有各部院奏事官，而经过君臣的几番磨合，有些官员若本衙门无事便可不入朝了，但有一类官员需每次必到，就是制度上规定“升西阶”的记注官。清代起居注官始设于康熙十年五月：“甲午。设立起居注，命日讲官兼摄。添设汉日讲官二员，满汉字主事二员，满字主事一员，汉军主事一员。”
由于清代起居注制是与御门听政制相伴生的产物，它的沉浮，会反映御门听政背后的一些情况，有必要予以简述。事实上，早在御门听政制设立的第二年，即康熙七年，就有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上疏请设起居注官了：“请遴选儒臣，簮笔左右，一言一动，书之简册，以垂永久。”玄烨回复“知道了”。但当时并未设立，其原因不外是鳌拜等4辅臣还在主政，设起居注官随时记录朝政，与前朝制度不附，很可能遭到辅政大臣的反对。而当八年废黜鳌拜，其后又花了一年解决其他辅政大臣的遗留问题后，十年设起居注官则顺理成章，起居注馆就设在太和门西庑。
从上述御门听政时“记注官升西阶，就西柱下立”的程式可以看出，起居注官是个颇难胜任的职务，仅听政全过程需站立执笔记述一项，就十分不易，更何况事关皇帝的一言一行，陟罚臧否，更需百倍谨慎。
起居注官设立一个月后，康熙帝向日讲官兼起居注官傅达礼表示他的态度：“翰林院、起居注职任重大，关系机密。朕以尔才品优卓，实可信任，故行简用。”起居注制度规定，皇帝本人不得阅看其内容，因此，尽管起居注官是由日讲官中遴选兼任，但康熙帝还是对他们存有戒心；他不断更换起居注官，仅以康熙十年至二十年为例，10年间就任命了44人为记注官。康熙十八年时，他还特别提出“会议机密事情，及召诸臣近前口谕，记注官不必侍班”。
随着年代更迭，记注官的记注行为也出现变化。至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发生了记注官陈璋将头年十二月皇帝所发蠲免江南钱粮的上谕（但事实上并未蠲免），私自抄给了另一记注官赵熊诏之事。这是康熙皇帝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是记注官在利用矛盾，“皆属有心。特以朕于去年有欲免江南旧欠钱粮之意，偶尔谕及，今年未行蠲免。伊等欲将朕前后互异之处，指出书写耳”！他怒批当今记注官种种不堪：“伊等局蹐无措，岂能备记谕旨！侍班汉官归寓后，纂写数日方携至署与满官校看。又每争竞是非，则其遗漏舛讹可知！”这样，存在了46年的康熙起居注馆衙门从此被裁撤。
御门听政之制虽被修正多次，但在康熙朝基本上坚持下来了。进入雍正朝后则发生很大变化。主要原因还是与雍正帝将理政之地迁至养心殿有关。雍正元年四月，当康熙帝梓宫奉安遵化景陵享殿后，大臣们就上疏请求皇帝御门听政，当即被胤禛驳回：“诸王大臣所奏虽是，但皇考梓宫尚在享殿安奉，朕今即临御正门理事，心实不忍?。临御正门理事，俟皇考梓宫奉安地宫之后，再为举行。”隔天，“诸王大臣复援据典礼，再三恳请上御门听政。乃允之”。仅一天之隔胤禛就转变了对御门听政的态度，其中最大的可能，或是他考虑到政局不稳，昔日的兄弟，今日的政敌，正伺机寻找其纰漏，没有必要在御门听政制度上为政敌提供口实。为表明他的真诚，当月即恢复了康熙五十六年裁撤的起居注官。然而，由于胤禛将理政中心迁至养心殿，他又常年住圆明园，终雍正一朝，御门听政也没举行过几次。至乾隆朝，“御门听政”成为载于《国朝宫史》中的典仪。弘历虽也多次举行过御门听政，但其意义与康熙朝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已是形式大于内容了。
（二）召对臣工
康熙帝居住乾清宫后，每日的活动，在其《乾清宫读书记》中讲得十分清楚：“朕自冲龄，性耽学问。践阼迄今，罔自暇逸。未明求衣，待旦视事；讲臣执经，群臣入奏，未尝一日不与相接。既退，裁决庶务，披览章疏，有间，则书册翰墨，之外无他嗜好。”所谓“讲臣执经，群臣入奏”就是指他在乾清宫开日讲与召见大臣。
康熙朝御门听政制常设不衰，皇帝与朝臣的交流，多是在乾清门听政时，遇特殊情况，才将朝臣召入乾清宫问对。如康熙二十七年三月福建提督靖海侯施琅入京陛见，就是在乾清宫。君臣二人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对话：
谕之曰：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闽人，尚有轻尔者。唯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其后三逆反叛，虐我赤子。旋经次第平定，唯有海寇游魂，潜据台湾，尚为闽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爰断自朕衷，特加擢用。尔果能竭力尽心，不负任使，举六十年难靖之寇，殄灭无余。诚尔之功也。迩来或有言，尔恃功骄傲者，朕亦颇闻之。今尔来京，又有言当留尔勿遣者。朕思寇乱之际，尚用尔勿疑；况天下已平，反疑尔勿遣耶？今命尔复任，自此宜益加敬慎，以保功名。从来功高者，往往不克保全始终，皆由未能敬慎之故。尔其勉之。更须和辑兵民，使地方安静，以副朕爱兵恤民，并保全功臣至意。
施琅奏曰：臣年力已衰，封疆重大，恐精神不堪。
上曰：为将尚智不尚力。朕用尔以智耳。岂在手足之力乎！
这番对收复台湾、平息海寇的施琅大加赞赏，并为他因立功而滋生骄气予以告诫，且仍继续重用的对话，表明康熙皇帝不但能慧眼识英才，放手用英才，且在施琅因功而骄受到朝臣抨击时，采取先告诫，仍任用，并提出“为将尚智不尚力”的论断。类似这种情况，只有在小范围的乾清宫内而非大范围的御门听政时，君臣才好坦诚对话。由此也为国家保留了一位立有功勋的封疆大吏。
（三）召见属国陪臣
皇帝在乾清宫“引见庶僚”，除大臣外，被“引见”者，还有外藩属国陪臣。《国朝宫史》将其列为典礼门中“乾清宫见属国陪臣仪”。被引见的属国陪臣有“安集延额尔德尼伯克、拔达山汗素尔坦沙等陪臣”等。
召见“属国陪臣”，始自康熙朝。“康熙十四年春正月庚申朔，赐朝正外藩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塔布囊、及鄂罗斯使臣等银币鞍马有差”。不过那时尚不在乾清宫。明确于乾清宫接见来使的，则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十八年，博尔都噶里亚贡使巴哲格、伯里多玛那等入觐，亦于乾清宫召见。”乾清宫召见外国使臣被告列入“见属国陪臣仪”成为制度后，一直延续至晚清。甚至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惶逃往西安，两年后回到北京，还要故作姿态地下道懿旨：“钦奉皇太后懿旨：国家与各友邦讲信修睦，槃敦联欢。现在回銮，京师各国驻京公使亟应早行觐见，以笃邦交而重使事。俟择日后，皇帝于乾清宫觐见各国公使，其各国公使夫人，从前入谒宫廷，极称款洽，予甚嘉之。亦拟另期于宁寿宫觐见公使夫人，用昭睦谊。著外务部即行豫备。”此时的“各国驻京公使”，与当年的“属国陪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知载湉在乾清宫面对入侵各国之公使时，遥想当年乾隆帝在两平西域之乱，安集延、拔达山等纷纷派人来京于乾清宫陈述与叛乱无关之景时，心中会作何感想？
（四）曲宴廷臣
在清朝礼制中，曲宴群臣是重要的政治活动，据《国朝宫史》载：“恭遇皇帝万寿、上元、端阳、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乾清宫曲宴王公大臣。”
乾清宫曲宴群臣，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上元节，于乾清宫大宴百官：“上御乾清宫?命学士张英、侍讲高士奇传谕曰：向来内殿筵宴，诸臣未与。今因海内乂安，时当令序，特于乾清宫赐宴，君臣一体，共乐升平，同昭上下泰交之盛。诸臣当欢忭畅饮，以副朕怀。”从这段描述中可知，此次乾清宫大宴百官，是一次君臣尽酣的宴会。其原因，乃是清廷于康熙十二年开启的平定三藩之战，历经八年鏖战，终在二十年杪，攻克吴三桂老巢昆明，吴三桂孙吴世璠自杀，平三藩取得最终胜利。在这一时刻，当初力主并掌控平三藩的玄烨，难免兴奋激动，进而大宴群臣，举朝欢腾！
参加了此次盛典的国子监祭酒王士禛在其笔记中也有记载：“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上元，赐群臣宴于乾清宫。异数也。凡赐御酒者二，大学士、尚书、侍郎、学士、都御史，皆上手赐；通政使、大理卿以下，则十人为一班，近侍赐酒。且谕：醉者令宫监扶掖。”王士禛称此次乾清宫大宴群臣为“异数也”，应至少含有两重意思：第一重为令百官在皇帝面前无拘束畅饮，自古未有，可称“异数”；第二重则是王士禛作为晚明出生的清初官员，对乾清宫的认识，仍如一般汉官视其为后廷皇帝寝宫，很难理解当朝皇帝会在自己寝宫中大宴百官的缘由，自然是“异数”了。
此后，清帝于正月元旦或上元前后或遇国之大事，在乾清宫宴外藩及百官成为定制。乾清宫岁时筵宴，规模最为宏大者，则是康熙六十一年的千叟宴。“千叟宴”实际是上将满蒙汉八旗官员与汉大臣共1020人，分两批举行的。“授爵劝饮，分颁食物”者，皇帝竟命诸王贝勒贝子公担任，或要表明对耆老的尊重之意。之所以行千叟宴，原因当然是康熙朝已平安度过一个甲子，属于“国之大事”，要在乾清宫大宴群臣。宴后，康熙帝“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满汉大臣官员各作诗纪其盛。名曰千叟宴诗”。由此有了“千叟宴”之称。
但是，这并非是康熙朝第一次宴“千叟”，八年前，即康熙帝六旬万寿时，就在畅春园大门外举行过一次，与宴耆老共计6845人。
乾隆五十年，又为“国之大事”，乾清宫举办了第二次千叟宴。对此，皇帝颁谕：“康熙年间曾举行千叟宴，与中外臣民跻寿宇而迓繁禧。诚为千载一时之嘉会。?著于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举行千叟宴盛典，用昭我国家景运昌期，重熙累洽，嘉与中外臣民耆老。”这次共设800席，因为天寒地冻，所以“张青幕于各宴次。每幕置尊，陈官馔，席皆有幕”。从这段记载可知，这次千叟宴，曾在乾清宫院内张起800架青幕帐，有类围场行围，其场面令人难以想象！或许也只有身为满人的清代皇帝可以做到。
（五）确立秘密立储制
清代特有的秘密立储制，是在乾清宫确立的。但这项关乎“国本”的重大政务，却未列入《大清会典》或《国朝宫史》之中。
众所周知，雍正帝胤禛创立了秘密立储制。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这天，胤禛先是目送其母孝恭仁皇后梓宫发往遵化景陵，后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他先表白了一番“向日朕在藩邸时，坦怀接物，无猜无疑。饮食起居，不加防范”，无意争夺储位，转而提出“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这条上谕的内容看似平和，其实颇值玩味：雍正元年八月，胤禛迁往养心殿理政已9个多月了。他在那里处理了京内从总理事务王大臣到各部院大臣、八旗都统，京外从督抚至州县官员近百员的人事任命，有关立储如此重大的决定，按理更应在他新确立的理政中心养心殿举行，但他却要回到因忌惮而拒绝入住的乾清宫。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不能不令人生疑，背后必有缘由。由于雍正帝至死也未透露何以在乾清宫向群臣颁布此谕，我们只能根据立储与乾清宫关系的一些史实进行分析。
终康熙一朝，立储与乾清宫关系十分密切。乾清宫作为康熙帝政寝合一之宫，不但皇太子允礽常侍左右，而且两废皇太子及对诸皇子及大臣的训谕也大都发生在乾清宫。如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玄烨于塞外决定废皇太子，回京当天，就“召诸皇子入乾清宫，谕曰：当废允礽之时。朕已有上谕，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因为立储不当，玄烨受到极大的打击，他对诸皇子失望已极，甚至说：“众阿哥当思朕为君父，朕如何降上谕，尔等即如何遵行，始是为臣子之正理。尔等若不如此存心，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躬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这种言语，给人以痛彻心扉之慨。这种话他说过不止一次，且更是说出诸皇子会“逼朕逊位”这种令满朝震惊的话语。
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帝“御乾清宫东暖阁召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颁布的“遗嘱”更令人震惊。他在向臣下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和追求后，坦诚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况日有万几，皆由裁夺。?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倘得终于无事，朕愿已足。愿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惓惓丁宁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
对于亲历过前朝储位之争完整过程的雍正皇帝来说，乾清宫是一个解不开的“结”：“朕思乾清宫乃皇考六十余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实不忍。”“心实不忍”之意，虽未言明，但其皇父在乾清宫中所说的那些笼罩着刀光剑影的血泪之言，又面谕“披肝露胆，罄尽五内”的遗嘱，会令每位听者心有余悸。就是在今天我们读这些文字也不免心起波澜。想必胤禛亦不会例外，只要谈立储就会联想到乾清宫。分析他选择在乾清宫颁布立储之制，或为秘密立储完全不同于前朝，有违背祖制之嫌，但选择在乾清宫颁布，且将储君之名收藏于宫中正大光明匾后，也算是对前朝立储另一种形式的继承，可略抒“心实不忍”之情！
（六）举办清帝丧仪
丧仪属清五礼中凶礼的内容。在视死如视生的古代社会，皇帝的丧仪不仅是皇家也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活动。
清廷在乾清宫为皇帝办丧礼，始自顺治帝福临之死。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福临死于养心殿，当日在乾清宫停放梓宫开始举办丧礼。其丧礼极为盛大与隆重，主要有以下几步：
其一，当日三等侍卫以上王公大臣，公主王妃以下八旗佐领三等侍卫以上命妇，均穿丧服，每天两次入宫，至梓宫前上香奠酒举哀；在京汉文官于景运门外齐集，武官于隆宗门外齐齐集，每日二次举哀，共三日止。
其二，二七后，尚书以上王公大臣，每日一次，于宫前丹陛上排立，于梓宫前上香奠酒，叩头举哀，其余各官在乾清门外举哀。
其三，文武官员不作乐不嫁娶凡百日，在京军民人等摘冠缨服缟素，二十七日而除；不嫁娶凡一月，不作乐凡百日；禁屠宰凡四十九日，不祈祷不报祭凡二十七日。在京各寺观自大丧日始，各撞钟三万杵。
其四，福临逝后第二天颁遗诏，第三天玄烨即皇帝位。
其五，二月初二日，梓宫移奉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行百日致祭礼后，将梓宫移至升化处，二十一日，行捡殓礼。
其六，要求未除服前，上奏皇帝之票本用蓝笔批，各部院衙门文移也用蓝印。
《大清会典》所载福临丧仪，只是制度性的内容，很多鲜活的东西被过滤掉了。但恰好有个亲睹了整个丧仪的小官张宸，在他的笔记《青琱杂记》中，详细且生动地记载了他的见闻：
世祖皇帝宾天，阅三日，辅臣率文武官设誓，旗下每旗一誓词，各官每衙门一誓词?予是时始得入乾清门，仰观内殿。盖哭临在殿外，惟一二品大臣上殿哭，余俱不能也。殿上张素帷，即殡宫所在，两庑俱白布帘。壸闱肃穆，非外廷可比。宫门外大厂二，东释西道，竖幡杆，昼夜礼经忏。十四日，焚大行所用冠袍器用珍玩于宫门外。时百官哭临未散。遥闻宫中哭声沸天而出。仰见皇太后黑素袍，御乾清门台基上，南面，扶石栏立哭，极哀。诸宫娥数辈，俱白帕首、白衣从哭，百官亦跪哭。所焚诸宝器，火焰俱五色，有声如爆豆。人言每有一珠即有一声，盖不知数万声矣。谓之小丢纸。
从上述官私各方的记述可以看出，顺治皇帝的丧仪确实是在乾清宫举办的。此后，清帝丧仪于乾清宫举行成为定制。但有一点与顺治皇帝的丧仪不同，就是不再行升化与捡殓礼了。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1期，原题为《乾清宫空间功能的转换与制度变迁（上）》，作者刘潞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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