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VS勒·克莱齐奥：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莫言和勒·克莱齐奥在对话现场。
《莫言作品典藏大系》。
勒·克莱齐奥的中文译作。
10月9日，在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前一天，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再度坐在了一起。
新京报记者何安安
对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说，2014年的冬天尤为印象深刻。在这一年的八月，莫言与克莱齐奥初识于西安。四个月后，克莱齐奥受莫言与夫人邀请，一同回到莫言的故乡——高密。
克莱齐奥忆及几年前的高密之行，“这个房子并不大，而且里头非常简朴。我想到他在很早以前，就是在这里开始写作，他和妻子、女儿也都生活在这里。我有一种一下子就和这个地方，和他的作品，建立起了强烈联系的感觉。我真的一点也不夸张，我的眼睛是湿润的。直到现在，我想起这里依然非常感动。”
在莫言的作品之中，高密无处不在，那里有着白色温驯的大狗（《白狗秋千架》），有着波浪滔天的胶河（《蛙》），有着长满了鲜红穗子的高粱地（《红高粱》）。“高密东北乡”（高密大栏乡）这个文学领地之于莫言，就如同商洛之于贾平凹，湘西之于沈从文，马孔多镇（阿拉卡塔卡）之于马尔克斯。
这次高密之行，给克莱齐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读莫言先生的书，感受到其中高密无处不在……到了高密以后，进入他的家的时候，我非常激动，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作品中对故乡的眷恋之情。”
在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前一天，在浙江文艺出版社、腾讯视频等主办的“故事：历史、民间与未来——诺贝尔文学奖作家高峰对谈”上，莫言和克莱齐奥两位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诺奖”作家，一同畅谈故乡、文学与人生。这也是《莫言作品典藏大系》（1981-2019）新书发布会，以及《蛙》《丰乳肥臀》等数字及有声图书首发启动仪式。除了莫言小说之外，《莫言作品典藏大系》还收录了截至2019年他的散文、随笔、演讲作品300余篇。
写别的地方，也是在写故乡
“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里。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面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根据村里古老的习俗，产妇分娩时，身下要垫上从大街上扫来的浮土，新生儿一出母腹，就落在这土上。……我当然也是首先落在了那堆由父亲从大街上扫来的被千人万人踩践过、混杂着牛羊粪便和野草种子的浮土上。”这段文字，正是莫言在散文《超越故乡》中对自己诞生的描述。而与之类似的文学场景，则出现在《丰乳肥臀》的第一卷第二章中，铁匠上官福禄的儿媳上官鲁氏生产之时。
故乡之于作家，有着更异于常人的特殊涵义。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故乡不仅是作家的诞生之地，更是他文学生命的基础。如同莫言的作品往往与高密有着紧密联系一样，尼斯是勒·克莱齐奥的故乡，克莱齐奥的书中也有不少地方在尼斯——当然，克莱齐奥的文学世界更多的是在尼斯之外。
对此，克莱齐奥认为，莫言的作品体现出作家本人对于故乡的一种非常强烈的眷恋，而尼斯虽然是自己的故乡，却有着很多的偶然性，“由于战争，我母亲当时躲避到了尼斯，所以我出生在尼斯。我完全可能出生在别的地方，我父亲当时如果结婚以后去了别的地方，比如到了非洲，我很可能就会出生在非洲。我跟故乡没有那么紧密的联系，所以我写了很多别的地方。”这或许与克莱齐奥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他的人生非常曲折。克莱齐奥出生于“二战”时期的法国海滨城市尼斯，父母是堂兄妹（同祖父）。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德国占领军和纳粹的阴影下度过。八岁时，克莱齐奥跟随母亲和弟弟前往尼日利亚探望担任英军战时医生的父亲，直到10岁才和家人重返尼斯。
莫言阅读过许多克莱齐奥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有关于非洲的书。在莫言看来，克莱齐奥笔下的非洲实际上也是他的故乡，“他写非洲，实际上是把非洲当做自己的故乡来写。他和周围的邻居，那些非洲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他在交往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外来者，他把他们当做童年伙伴。所以，看起来他在写别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在写故乡。”
“作家所谓的故乡，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固定的概念，故乡实际上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莫言提到，包括自己在内的作家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自己的个人经历、家庭中的故事等作为素材，但这些资源被用尽以后就需要向外部进行索取，通过旅游和别人的讲述，开阔眼界，激活原有的故事资源。而从这个角度讲，莫言非常认同高密也是克莱齐奥的故乡，“当然，我也会说法国、非洲都可以变成我的故事资源。”
文学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历史
爱讲故事的莫言，在活动现场照例奉上了一个故事：“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和勒·克莱齐奥先生一块到我的故乡去，去我出生的小房子。我们高密有一个民间的摄影爱好者，他很聪明，他知道勒·克莱齐奥先生身材非常高大，也看到了我们家那个旧房子的门口非常低矮，所以他预先埋伏在最合适的角度，等到勒·克莱齐奥先生弯腰进入我们家院子的时候，一瞬间抢拍了很多照片，后来我给这些照片起了个名字叫‘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从莫言第一次发表作品，至今已接近四十个年头；而勒·克莱齐奥自1963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诉讼笔录》，至今已近六十年。巧合的是，莫言和克莱齐奥的作品都非常注重从小处着手，展示丰富的人性和广阔的人生。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四十一炮》里的“炮孩子”，《蛙》里的姑姑，还是《变革》中科特迪瓦男孩让·马罗，《流浪的星星》中尼斯的犹太女孩艾斯苔尔等，无不让我们看到这些源自民间的故事的力量，这些“故事”记录着历史，书写着关于人性和人的世界的寓言。
克莱齐奥认为，历史有大历史和小历史之分，“大历史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小历史就是从农民、女人、孩子的角度去看历史。”在这之中，作家笔下的历史从个性出发，从个人、局部、家庭出发，而大历史则是诸多小历史的集合。莫言提到，历史教材往往从“居高临下”的角度来讲述史实，而文学从人的情感出发，从人的身体出发，描述某一历史时期内人类的生活状态。
“有时候从一个小老百姓角度讲故事，能够很好地感触历史。比如《蛙》，姑姑一开始帮人接生孩子，后来她又做计划生育工作，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被历史所左右，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她又适应了这种生活。”克莱齐奥说，这正是极好的文学隐喻和历史隐喻，莫言的喜剧化、寓言式创作，让他想起《动物庄园》，文学家通过书写故事或者寓言的能力来折射历史，“比如说《丰乳肥臀》，就能看出在贫穷的生活中生命的力量和快乐。”
“文学从人出发，写人的情感，人的生活，人的遭遇，人的命运，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人上。”莫言说：“文学的核心关键是人的历史，一切从人出发，然后再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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