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经常受到攻击 从没觉得害怕
李银河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一名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李银河的名字总是与王小波联系在一起，使得她在一定程度上为王小波的光芒所掩盖。但近些年，每一次爆出关于爱、性的话题时，李银河总会站在聚光灯下，发表见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认识了李银河——这位颇有些特立独行的社会学家。
1988年，留美归国的李银河拜费孝通为师，展开了两性、婚恋等方向的研究，她成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站的第一个博士后，这一领域也为她带来了许多争议。就连她的母亲也不以为然。李银河记得母亲说了一句话：“以后你就成了一个性博士了。”言下之意是这个头衔是贬义的。李银河觉得这种观点很奇怪：性怎么会不重要？
她的学术研究和发言被许多人认为真诚、勇敢、正直、可爱，具有知识分子的担当，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就连她和王小波、大侠的两段令人称羡的爱情，也成为了范本。
《李银河说爱情》书影
最近，李银河出版了新书《李银河说爱情》，书中分六个单元分别探讨了关于爱情、婚姻和性的问题。不同于她此前出版的学术专著或是杂文随笔，这本书由一档音频节目的逐字稿整理而成，李银河在书中主要谈了许多个人的体验和感悟，“我希望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社会学的角度，从爱出发，来处理婚姻、家庭和性方面的问题。”她在序言中写道。
“社会学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搞清楚“是什么”，主要就是统计数据；第二个是搞清“为什么”，是一些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大家在了解了是什么和为什么之后，就明白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了。”从这个观念出发，李银河用数据、案例，透彻探讨了爱情与性、择偶标准、婚外情、生育观念、女性独立等主题。
李银河结合四十年的研究经验，指出爱情既有幸运的成分，也需要人为的努力。要想获得一份美好的爱情，还需要懂得婚姻、家庭、性和性别。她在书中对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婚姻、爱情与性的现实困境，以及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做了详细的观察和解读。
针对婚姻家庭、女性独立等问题，李银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女人要依靠自己的独立工作、独立收入去争取与男人平等的家庭地位，而不是把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途完全寄托在男人身上，那是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
在谈到夫妻二人婚后如何教育孩子时，李银河强调了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学会怎么做人，第二就是教育孩子不要一味追求功利，而是培养他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她认为，尘世的一切努力只是过程，不是目的，目的应当在灵魂和精神的层面。培养孩子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最纯真的好奇心，这份好奇心是他们的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李银河强调，爱情不论发生在什么样的人之间，都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值得珍视、值得尊重的人类体验；性欲扎根于人性之中，所有对它的否定、压抑，都是没有道理的；女性要依靠自己的独立工作去争取与男人平等的地位。
从柏拉图之恋到更加多元化的性取向，从个人愿望与习俗规范之间的冲突，到感情的流动性和婚姻的固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李银河通过讲述中外婚姻制度、爱情观念、性观念变迁的来龙去脉和变化趋势，对比世界上不同文化的情爱方式，拓宽了看待两性关系的视野，并对当今中国人所面临的婚姻、爱情与性的现实困境、相关社会热点问题做了解读。
最近，李银河接受了澎湃新闻专访。
李银河
【对话】
澎湃新闻：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你曾开设过一门名叫《五十二堂性学课》的公开课，可以谈一下讨论这类问题的必要性吗？
李银河：这是我的一个研究对象，也是我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的一个领域。此外，它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不断变化的问题。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由于现代化时间已经很长了，相关数据相对变化不大。但是在这方面，中国的变化却很大。比如关于婚前性行为的问题，1989年调查时几乎为零，到了2013年已经到71% 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确实发生了剧变。
澎湃新闻：性的问题相对个人化，你觉得它能够作为一个相对有普遍意义的讨论话题吗？它的关注点在于什么？
李银河：性整体是科学研究领域，涉及到很多普遍性的问题。性学或是社会学研究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搞清楚“是什么”，主要就是统计数据；第二个是搞清“为什么”，是一些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些统计数据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样貌，描绘了社会中人的基本行为，这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澎湃新闻：你在书中提到了“性脚本”理论，这个具体该这样理解呢？
李银河：“性脚本”是一个理论，它是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性脚本”。比如，一种文化的“性脚本”是相对开放的，另一种的“性脚本”是相对保守的，而人们的行为是根据不同的性脚本上演的。这不是定量的，样本就是各种性行为规范。
如果懂得了“性脚本”，就会理解人类的性文化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在看到其他文化的“性脚本”时，一开始可能感觉到诧异，甚至恶心，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感受平息下去，培养出一种对自己文化的分离意识，那就能通过对比不同的“性脚本”，来了解这些不同的脚本是如何导演了人的思想、语言和行动，就能用全新的视角认识和解释自己文化里的那些现象和经验。往往跳脱出来置身事外，才能看得清事情的真相。
澎湃新闻：在相关问题的讨论研究中 ，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吗？这样的对比对于此类研究有什么帮助？
李银河：通过对比，可以了解中国的相关情况。之前看到过一个中国妇女地位排行榜，包含的参考数据诸如女性在劳动中所占比例、女性生育时的死亡率、在校女大学生等等，自1950年《婚姻法》颁布以来，我国的城市家庭已经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我国的妇女地位排行在国际上处于第28名的位置，中国虽然在各方面——像人均GDP——还不能算一个发达国家，但是我们妇女地位的排行是很靠前的。中国提出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这是很多甚至是发达国家都没有的。前不久公布的《反家暴法》，这也是比较前卫的。此外，我们在很多指标上也是领先的，比如女性劳动参与率等。在最近一个评选里，50位成功女性中有16位是中国女性。对比之下，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所处的位置，取得了哪些成就，也可以看到一些不足，从而确立努力的方向。
澎湃新闻：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中国在这一方面现有情况的形成？
李银河：这其中的因素是很多的。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的作用不可忽略，这是中国共产党获得全国政权以后颁布的第一项（法律）。《婚姻法》主要是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主张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这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许南方妇女偶有，但北方妇女是从来不下地干农活的，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进而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社会模式。但从1950年代开始，所有农村妇女参与生产劳动，城市妇女去办工厂，参与到生产实践中，这是真正意义上改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中国的妇女运动多数是自上而下的，而国外大多是自下而上，通过草根游行争取选举权。第一次妇女运动的口号就是“女人投票，男人贞洁”。1970年代，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时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劳动。
澎湃新闻：你研究的领域是传统中国社会相对而言比较忌讳的，一些媒体常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你的言论，你会比较在意公众的看法吗？
李银河：前不久发生了“泼粪大妈”事件。他们在西安的时候也把我的照片放的很大，然后往上泼粪，这些我原来不知道，是后来在凤凰卫视的纪录片里才看到的。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可怕的。这主要源于我在两个方面的自信，一是事实上的自信，他们的很多观点是从传统的三从四德来的，并不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而我在这方面做过系列的调查，相对了解更全面一些。另一方面是理论上的自信，我了解过很多相关的理论上的争论，在看待这类问题时会比较全面和客观。
澎湃新闻：作为公众人物，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群体；而作为一个学者，可能面对的就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你如何在研究的深度和受众群体的广度之间做一个协调的？
李银河：其实在很多学科中，尤其是社会学中，所谓的深度好像跟公众并不是完全矛盾的。因为我们做的很多调查都是面向一个挺广泛的群体的，比如老农民之类的，我们要了解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起码要知道事实是什么，他们的生存状况、面临的处境是什么，他们的法律地位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没有什么矛盾。
澎湃新闻：你觉得你是大家所说的提出很激进的观点的人吗？
李银河：其实有人说“我的观点超前了五十年”，可能有些东西是比较前卫吧，但是，慢慢地随着社会的变化，它就不那么前卫了。我觉得关键还是看话语本身是否正确。我们搞社会学研究的，专门研究的就是趋势，比如婚姻制度式微这样的问题，听上去都是挺前卫的，其实它是一种趋势，在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出现了，慢慢在往那个方向发展。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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