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侠电影百年:刀剑依然锋利只是少了快意恩仇

济南时报 2019-07-19 13:56 大字

7月16日,著名作家、剧作家苏叔阳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他生前曾参与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的剧本创作。就在这天的前一天,另一部原定于7月19日公映的武侠电影《刀背藏身》宣布撤档。中国武侠电影的过往和今天,就这样冲破时间线,有了某种交集。从1920年代初兴起,到徐克掀起新浪潮,再到徐浩峰打造另样江湖,在变与不变之中,中国武侠电影已经走过近百年。

英雄有了戏谑一面

作家、剧作家苏叔阳的讣告新闻里,反复被提及的是,他生前曾与徐克合作,参与了武侠电影《新龙门客栈》的剧本创作。

《新龙门客栈》于1992年在香港上映,徐克监制,李惠民执导,集结了梁家辉、张曼玉、林青霞等一众明星。在中国武侠电影史上,《新龙门客栈》是一部绕不过去的经典之作。大漠黄沙,快意恩仇,一番浴血厮杀之后,侠义之士“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客栈则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随风而散,悲壮且苍凉。

尽管《新龙门客栈》被视为徐克武侠电影的巅峰之作,但是苏叔阳本人对它却不是那么满意。2006年,苏叔阳在参加一档名为《太可乐了》的谈话节目时表示,他受徐克之邀创作剧本,原本想写一个历史悲剧,但最终剧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只保留了火烧客栈和楼上打斗等情节。

1990年代初期,不仅是苏叔阳,像他一样的严肃剧作家大概都不适应甚至不喜欢《新龙门客栈》这样的武侠电影,比如电影中竟然会有金镶玉这样的角色,既贪婪又正义,而在之前的武侠传统中,英雄即是英雄,没有任何污点。

上溯到1920年代中国武侠电影诞生之日起,正义与邪恶就势不两立,英雄与坏蛋便是双方脸谱化的代表,而整部电影必须是正义战胜邪恶,比如1920年代的《女侠李飞飞》,1930年代的《火烧红莲寺》,1940年代的《红线盗盒》等。在彼时的中国,这样的武侠电影给观众一种胜利的希望。《红线盗盒》讲述的“吴女红线”这位民间女英雄身怀绝技,以一己之力击退强敌,救家园于危难。当时有评论如是写道:“本片的政治价值,是胜过艺术价值的,指示我们奋斗和求生的方向。顾兰君深刻刻画了红线机智、英武、刚毅的个性,红线的战斗场面显得矫健灵活。”

武侠电影从来都不是过去的人讲述过去的武侠事,而是当下的人借着过去的人讲述现在的武侠事。于是,徐克在1990年代的武侠电影里,讲述了那个时代的香港人心里的侠义和家国。深受市井文化浸润的香港人用戏谑的方式调侃人生和社会,但是国之大义永立心中。不仅徐克,其他香港影人亦是如此,没有人能拒绝时代。

没有无缘无故的善与恶

中国早期的武侠电影和其中的“武打”动作深受京剧戏班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电影研究者的描述中,窥得早期武侠电影的风格。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解景予的论文《中国武侠电影的形式变迁与文化守恒》中描述,“由于受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的影响,再加上早期社会经济条件的局限性,其武打场面体现出一种‘程式化’的风格,舞台气息浓郁”,尽管那些功夫招数僵硬甚至有些幼稚,但并未影响观众从银幕中领略武侠江湖的快意恩仇。

首映于1928年的《火烧红莲寺》则在功夫之外加注了一些神怪色彩,在当时争议颇多,一度被禁止放映,被认为是“麻痹观众的影片”。1938年,同名评剧上演,相当卖座。在观众的强烈呼应下,《火烧红莲寺》在当年重登 银 幕 ,“盛况不减当年”,甚至引发了武侠电影的一个短暂复兴。遗憾的是,这样的热闹只在沦陷后的上海孤岛中,奋争的希望也只能寄托于银幕上的侠客英雄。

在《火烧红莲寺》80多年之后,徐克在他的“狄仁杰”系列中将这种神怪色彩发挥到极致,比如“通天浮屠”“腹语”“鬼市”等。侠客的世界具有了魔幻意义,而侠客的江湖也与庙堂有了重合。在家国之外,侠义有了更广泛的意义,黎明苍生、人世天下。侠客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而侠客的责任也更重大。

不只是徐克,之后的电影人在新世纪赋予中国武侠电影更多的内涵:李安的《卧虎藏龙》、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陈凯歌的《道士下山》、徐浩峰的《师父》、路阳的《绣春刀》等,已经不再只是讲述快意恩仇的侠客故事,而是试图借助侠客的刀剑和功夫表达一种诗意,表达主创对世界和人生的观点。这些观点不是具象的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一种成长中的认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完这些电影时,并不能清晰地感受到正义与邪恶的对抗,反而感受到的是人性的复杂,其中不乏黑暗的一面。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主创在当下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对自我或者社会的一次发问。

某种意义上,当武侠电影不再讲述简单的正义与邪恶,实际上是一种进步。所有人都知道,没有无缘无故的善与恶,而复杂正是社会的本质之一。

拳和刀依然生冷

在近些年的武侠电影中,徐浩峰被视为开创了一种新风格。7月15日,他的导演新作《刀背藏身》宣布由于市场原因,取消了原定于7月19日的公映安排,引发舆论关注。

徐浩峰是中国武侠电影中少有的从文本到最后呈现全部由自己负责的导演之一。在《刀背藏身》之前,徐浩峰已经凭借《箭士柳白猿》《师父》等确立了自己的武侠风格,即“硬派武侠电影”。徐浩峰的“硬”与王家卫在《一代宗师》里的呈现有些相像,即在真实时间里的真实打斗,精彩的镜头不再依靠过度的特效,而更多的是由演员通过硬碰硬的身体过招和冷兵器使用来呈现,而侠客也不再只是白衣飘飘一尘不染,也不再只是粗犷不羁戏谑人生,而是有了烦恼琐事和人间烟火气。在徐浩峰的武侠电影里,侠客不过是比普通人多会一点点功夫,多有一点点人生禅意,而正是这一点点,拉开了普通人世与江湖的距离,后者并没有俯瞰前者,而是投身其中,完成自我身上的济世大义。

徐浩峰的武侠江湖,正是对我们当下社会的一种写实。每个人都自有社会责任,但很多人却情愿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不愿多思考,不愿多负责,只想轻松地过完一生。但事实上没有这么轻松,每个人都会遇到需要求助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有成为侠客的机会。

徐浩峰的电影空间里,往往有一种传统水墨画的风韵,青山绿水,蕴含着湿润的空间。这种想象,是徐浩峰少有的浪漫想象,是他的硬派江湖里难得的温柔,而他镜头里的的侠客,就是在这样的浪漫世界里用生硬冰冷的拳和刀,维护昔日的尊严,不肯放下过往侠义江湖的神圣。 (新时报记者江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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