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物证 —西安城墙漫笔
文/安黎(上接5月28日第18版)
西安城墙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开始构筑,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完工。它的修建,与朱元璋的治国方略有关。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当朱元璋攻克徽州之后,隐士朱升便向他进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些建议。当全国统一后,他便命令各府县普遍筑城。朱元璋以为“天下山川,唯秦中号为险固”。西安古城墙就是在这个建城的热潮中,由都督濮英主持,在唐皇城旧城基础上扩建起来。城墙高十二米,底宽十八米,顶宽十三米左右,总长度接近十四公里。城墙有四个城门,东曰长乐门,南曰永宁门,西曰安宁门,北曰安远门。萦绕城墙的是一道宽宽阔阔的城壕,城壕里四季碧波荡漾,沿岸垂柳青青,河面上鹅嬉鹤跹,构成了一幅别致的图画:动态与静态相互映衬,坚实与柔软彼此呼应,挺拔与婀娜共生共赢。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西安城墙,历经六百余年的风霜雪雨,依然像一座丰碑巍然耸立,无疑令人惊异与惊叹。六百年里,这座城墙,见证了多少人的生生死死,感受了多少冬夏的冷冷热热,它自然让我想起了清代礼部尚书张英家书中的两句话: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人是大地上的草木,但却没有草木的生命力。
人是时间里的灰尘,但却没有真正的尘埃飘拂得持久。
一次又一次,我踯躅于城墙之上,沿着城墙行走。城墙是城市的山颠,它让我的目光变得豁然开朗。城内城外,高楼密布,道路如织,车辆若舟,而人却形似蚂蚁。城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设施。在冷兵器时代,一道城墙,就能阻挡住呼啸而来的千军万马。城墙每隔一百二十米就修有一座敌台,突出在城墙之外,顶与城墙面平。据说,它专为射杀爬城的敌人设置的。敌台之间距离的一半,恰好在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内,便于从侧面射杀攻城的敌人。城墙上共有敌台九十八座,上面都建有驻兵的敌楼。城墙上外侧筑有雉堞,又称垛墙,共五千九百八十四个,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内侧矮墙称为女墙,无垛口,以防兵士往来行走时跌下。西安城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分别有正楼、箭楼、闸楼三重城门。闸楼在最外,其作用是升降吊桥,箭楼在中,正面和两侧设有方形窗口,供射箭用。正楼在最里,是城的正门。箭楼与正楼之间用围墙连接,叫瓮城,是屯兵的地方。瓮城中还有通向城头的马道,缓上无台阶,便于战马上下。城墙四周环绕着又宽又深的城河,正对城门处设有可以随时起落的吊桥。吊桥一升起,进出城的通路便被截断。
在城墙上行走,就像走在远古的沙场上,战鼓的敲击声和战马的嘶鸣声犹在耳旁,我仿佛瞥见了刺刀的寒光,仿佛闻到了血腥的恶臭。一种忧郁的情绪,一种杞人忧天的情怀,在心中聚拢升腾,转化成了一个个的疑问。
同为衣食伙伴,一群人为什么会成为另一群人的敌人?他们为什么要战死于疆场,或被射杀于城墙?当皇帝踩着他们的尸骨登基之际,皇宫里飞扬的欢笑,为什么掩饰不住他们家里传出的痛失亲人的哽咽?为谁而战?谁在战争中狞笑,谁又在战火里充当炮灰?当硝烟散去,欢娱弥漫街衢,那些踪影全无的炮灰,谁又会缅怀他们,谁又会追忆他们?
西安早已摆脱了城墙的捆绑,它扩展着,漫溢着,城墙之外的地盘,远远大于城墙之内。
我住在城墙之外,在城墙的门洞里出出进进,几乎成为了天天都要重复的功课。穿越门洞,其实是在穿越一段历史的隧道。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界点上,我常常驻足凝视。我想与城墙交谈,我想倾听那一块块砖石的心音。一块块不起眼的砖石,垒起来,抱成团,就矗立成了一道难以撼动的奇观。天上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夜晚的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太阳与月亮下面,已经物是人非。人若韭菜,一茬茬地生长起来,又一茬茬地被时间的利刃割走,新的更茂盛的一茬茬又会繁茂起来。昨天,人们赶着牛车从门洞里经过,今天汽车的尾气让门洞窒息。昨天,背着褡裢的人懒懒散散,他们也许会坐在门洞里打盹,但今天夹着黑色皮包的人被欲望驱赶着,步履匆匆,他们再也无暇停下来东张西望。
对于城墙而言,我们是仰望它的观众;但对于我们而言,或者对于西安土地上繁衍又灭寂的物事而言,城墙则是俯视我们的观众。城墙沉默着,但却没有沉睡,它的嘴角含着轻蔑的笑意,它的眼角含着痛楚的泪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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