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变迁 居西安买全球

越来越国际化的大西安，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四海宾朋，西安人与外界交流的语言也越来越“国际话”。（记者 王旭东 摄）随着西安人消费能力和模式不断提升，西安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新商业业态。 （首席记者 李明 摄）叫外卖成了不少人的餐饮消费新方式。（记者 王旭东 摄）以盒马鲜生为代表的便利购物满足市民生活。（记者 王旭东 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记者 雷伟东 摄）老朱（右）与合作社的技术员一同维修联合收割机。（记者 王旭东 摄）改革开放初期，农技人员在田间试验小麦割晒。（市农机监理与推广总站提供 记者 王旭东 翻拍）上世纪80年代，农技人员在田间进行机具演示。（市农机监理与推广总站提供 记者 王旭东 翻拍）

从最初的物资短缺、自给自足，到国营商场的玻璃柜台，从第一家大型超市、专卖店的入驻，再到如今城市综合体遍地开花，网上购物方便快捷……西安解放70年来，每一个西安人的消费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年，西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4658.72亿元，同比增长9.6%，每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均在千亿元以上。

回顾70年消费变革之路，全民消费的升级创新，助推着商业发展日新月异，而这一切变革背后，正是西安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最好诠释与见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流动，语言交流日益丰富，像不断更新的生动剧本。曾几何时，《武林外传》中佟湘玉让陕西话红遍大江南北，又是何时《西安人的歌》引来多少游客看城墙看火车……随着西安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四方宾客云集古城，西安人的交流语言，也从陕西话到普通话再到“国际话”……

语音变奏听和说都自信

■记者顾荣

有一个“段子”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一个外地人来到西安旅游，向一位大爷问路“师傅，大雁塔怎么走？”

大爷用一口标准的“陕普”回答：“大雁塔？你迈南、端彪。”（意思就是你向南、直走。）

如果你是个老西安，听了这个回答会心一笑；如果你是个90后或者新西安人，可能还得琢磨片刻；如果你是00后，或者真是个外地游客，恐怕要不明所以了。

笑一笑，十年少。这样的“段子”反映的是西安对外沟通交流尤其是语言交流的状况。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段子”的发生语境大约是20多年前，如今，这样的“段子”越来越少啦。

再说方言不行啦

市民孟一倩今年58岁，退休多年，是个不折不扣的旅游爱好者。这几年，国内的名山大川、网红景点可没少了她的足迹，还去过五六个国家。“十几年前，到外地去旅游，尤其是南方，对方不说普通话简直一点都听不懂。现在旅游多了，语言沟通上没什么障碍啦。”孟一倩说，像什么四川的“巴适”“做啥子噻”“不晓得”，上海的“阿拉”“侬”“再会”，广东的“猴赛雷”“唔知呀”，基本上都能听得明白，没事了，还学一学他们的发音，就当一乐儿。“我小的时候，街上基本看不到外国人，就连外地人也很少，偶尔来一个远方亲戚，即便是一个省的陕南人、陕北人，说话也是半蒙半猜，用陕西话说，要‘详’呢。近年来，尤其是自从咱西安成了‘网红’城市，现在随便一处，感觉身边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再说方言就不行咧。当然了，普通话标不标准没关系，明白意思就成。”

如孟一倩一般，许许多多“嘴笨”的老陕们尝试着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新语言和新方式。“我原来是在景点门口卖旅游商品的，一开始看到外地人尤其是外国人，感觉害怕得很，不敢张口，人家一问，急忙摇手，一天卖不出一件。后来心一横，说了就说了，错了就错了，我就是卖个小东西，谁笑话我呢？”如今已经退休的张利笑言,“Howmuch?Onedollar.”是当时听得最多说得最多的两句话。她说，敢说，不怕说错是语言交流的第一步。“可能是过去比较闭塞，好多人看见个外国人第一反应是害怕，绕着走。现在的人，真碰到有人问路啥的，你有问，我有答。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见多识广，受教育程度高，从小就学ABC，更没有问题。”

有语言特长的西安人越来越多

“我们是中国警察，是公安部派我们来为你们服务的！”这听起来像是电影中的对白，却是西安市公安局民警李祥在意大利每天重复最多的话。说到年轻人，连续3次参加中意联合巡逻的“网红民警”李祥，去年在网络上大大刷了一波儿存在感。90后、高素质、精通意大利语，是贴在他身上的几个标签。紧接着，“狂飙”英、法、日、俄四国语言，为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上的外国车主指路的辅警易阳获得了“国际赞”，同样的90后，同样的高素质，一样的开朗阳光。不少网友评价：我大西安，国际范儿。

其实，像李祥、易阳这样有“特长”的公务人员，在基层并不是少数。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和赛事在西安举办，不论是基层公务人员，还是服务业一线人员都越来越重视外语沟通能力。他们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外语能力，把自己的工作业务与外语技能更好地结合起来，服务社会。

语言交流是一座桥梁

在西安，不仅仅是旅游窗口单位，在西京医院、交大一附院、高新医院、市第三医院、市第四医院等单位，专门配备国际化医疗服务项目，开设多语种服务，解决在西安旅游、生活的外国人的后顾之忧。越来越多的国际社区、国际学校相继建成，让在此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更加自在舒适。

来自英国的爱德华博士在西安已经工作生活了近5年时间，“2010年第一次来西安是为当时的研究课题做调研，我几乎不会什么汉语，没有地铁、没有什么咖啡店西餐馆、不会坐公交车、听不懂方言……感觉特别不方便。”爱德华博士说。但是现在，出门坐地铁、叫滴滴，吃饭、购物完全不是事儿，他不认为本地人一定是要会英文的，相反他这个外来人要融入这里的生活则要尽量学会说当地话。从一开始，公司开会插不上话，到现在日常普通话沟通完全没有障碍，脱离了英语的母语语境，爱德华博士的汉语程度突飞猛进。不同的感受就是，西安人更加热情地对待他了。

“我去公司楼下的刘信家吃羊肉泡馍，会跟服务员说我要泡馍还是要小炒，吃面的时候我会说要干拌的还是要油泼的，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服务员偶尔还会跟我聊几句。”爱德华博士说，碰到健谈的滴滴司机，他们也会热情地聊一路。5年间，爱德华博士已经完全融入了西安生活，最爱吃的是西安的各种早餐，胡辣汤、豆腐脑、油条……每天不重样儿。繁忙的工作之余，自己报名参加西安马拉松、杨凌马拉松，结识了不少好朋友。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西安人对外地人言必提及盛唐，其开放包容的精神已然深深烙在西安人的骨子里。

从听不懂，不敢说，不会说，到勤于学习，敢于开口，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语言的交流与沟通、变化与发展，更深层次地体现的是一个地方的开放包容程度，体现的是经济的发展，体现的是人民素质的提高，彰显的是老陕骨子里的文化自信、博大宽广的心胸以及日益挺起来的腰杆。

语言交流是一座桥梁，连着西安与世界。

通过语言交流这座桥梁，盛唐精神正在西安慢慢复苏崛起，西安正张开怀抱，欢迎世界。

■记者蒋黛

阳光明媚的周末上午，约上三五好友去离家最近的商圈，先逛逛各大品牌的专营店，然后挑选一家心仪的餐馆吃午餐，可以是麻辣鲜香的川菜火锅，也可以是优雅的西餐日料，餐后坐在咖啡厅大大的落地窗前，手持一杯香醇的咖啡聊上一个下午，或是去电影院来一场精彩刺激的大片盛宴……对于现在的西安年轻人来说，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休闲娱乐模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在家“宅”上一整天，只需动动手指，外卖小哥或盒马鲜生几十分钟就能将各色小吃、海鲜水果送到家门口。

在享受这一切的时候，或许很少有人会将回忆追溯到70年前，追溯到70年间西安人消费的风雨变迁。

物资短缺年代

“乳儿粉”加米汤喂大4个儿女

“解放初期，各种物资短缺，粮食、副食品、布匹等各种商品，都要凭票购买，吃饱穿暖都难以保证，还谈什么购物消费？”谈起70年前西安人民的消费生活，86岁高龄的李南老人仍记忆犹新。在那个年代，吃饱饭是大多数人最主要的需求，粮、油、蛋、肉、豆制品都实行限量供应，布料也需要凭票购买，最基本的吃穿用度，都只能靠自给自足勉强维持。

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每家每户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织毛衣、纳鞋底更是每位家庭主妇的“标配”技能。“大人的衣服穿旧了，改小给孩子穿，老大穿破了，补几个补丁再给老二老三穿。”除了吃穿，其他消费品更是极其匮乏。“记得我和老伴1956年结婚时在学校工作，两张单人床一合并，就成了双人床，从教室里搬了一张不用的旧课桌，再来两把椅子，就是‘新房’的全部家当。家里唯一添置的新东西，就是两身衣服、一只暖瓶和一床被褥，还是借钱托人购买的。”

李南老人的4个儿女都出生于1957年-1963年间，可以说是解放后生活最困难的年代。“每个人每月供应的粮食只有二十几斤，缺少其他副食品，大人吃不饱饭，自然没有奶喂养孩子。”老人回忆，当时自己的孩子都是靠托人买的“乳儿粉”以及米汤米油灌大的。“现在看来，所谓的‘乳儿粉’主要成分是大米和白砂糖，根本不适合小月龄的孩子，但当时完全顾不上考虑营养问题，不挨饿就是最大的期盼。”

“父母两人一共100来块钱工资，养活一家6口，每人按月供应的几十斤粗粮和几两食用油，就是一家人吃饱饭的全部指望。”老人的大女儿回忆，自己年龄很小就学会了做饭缝衣、照顾弟妹。“有一次做饭时不小心，把小半瓶食用油打了，那可是全家一个月做饭用的油。父亲当即用皮带狠狠打了我一顿，然后坐在地上，用草纸一点一点把倒在地上的油蘸起来，再挤回油瓶里，那身影、那场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回忆起那段艰辛的岁月，李南老人至今仍感慨万千：“那个年代人们经历过的困苦，是很多现在年轻人不可想象的。也正是因此，才让老一辈大多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即便现在物质极大丰富，这些习惯也很难再改变了。”

消费市场苏醒

“三转一响”到“大三件”的变革

“1984年，我正式进入西安商贸系统工作，那时西安的消费市场还是国营百货大楼、批发公司和门市部的天下。”作为一位老商贸人，西安市商务局副巡视员安建勇可以说见证了西安消费市场的变化。“在国营商场，营业员可是个‘吃香’的职业，彼时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日子比起解放初期好了些，开始有了一定的消费需求。最早人们说代表家庭富裕的‘三转一响’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逐渐被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大三件’家用电器所取代，当时一张购买‘海燕’电视机的票，就能倒卖800到1000块钱。”安建勇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西安的消费市场逐渐苏醒，部分较为宽裕的家庭，开始第一次接触进口产品，并很快席卷起一股“洋货”风潮。从那时开始，从香港和日本进口的家用电器，成了西安市场上的“紧俏货”。“谁家能用上松下牌的电视机或是音响，那可是特别有面子的事儿。”也正是从那时起，西安人的品牌消费意识开始了第一次萌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因为工作原因，曾赴德国出差。在德国的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我第一次见到了超市购物的模式，那场景几乎是震撼了我。”市民杨倩告诉记者，在超市，自己第一次见到德国居民推着手推车，奶酪、香肠、面包和各色日用品装得几乎溢出车顶。“那时大多数中国百姓的消费，还停留在去门市部买一瓶酱油一袋盐的阶段，我当时的内心活动是‘怎么可以这样买东西？’‘买这么多东西，得花多少钱？’”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西安首家大型综合超市“家世界”在桃园路开业，随后好又多、人人乐、爱家等连锁超市纷至沓来，家乐福、沃尔玛等外资品牌也纷纷“抢滩”。老百姓的购物车和餐桌日渐丰富，才让“超市购物”的模式渐渐深入每个西安人的日常生活。推着手推车或拎着购物篮到超市采购蔬菜、生鲜或日用品，是每个西安人不可或缺的购物体验。每到年节跟前，大型超市更是人满为患——赶在过年前去超市，在“恭喜发财”的喜庆背景音乐中，一次性采购家中必备的各种食材，让不少老百姓的生活充满了“仪式感”和年味儿。

多业态遍地开花

跨境网购不出国门即可惠享全球

2008年5月，西安李家村万达广场正式开业。作为西安市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综合体，李家村万达引入了包括百货、餐饮、影城、超市、电器等多种消费模式，带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全新商业业态。从那时起，大西安正式进入了“综合体时代”，十年来，一家家大型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赛格购物中心、老城根Gpark、大悦城、大融城、SKP……时尚大牌的品牌专营店、美食云集的各色餐厅、“网红”装饰的下午茶甜品店、拥有超强体验感的影院，如今走进西安任何一家稍具规模的商业综合体，上述功能基本都是“标配”。随着城市骨架不断拉大，西安聚集人气的大型商圈也从传统的解放路、钟楼小寨辐射延伸至高新、曲江、北郊、浐灞等多个区域，由过去的“单中心”跨入了“多中心”时代。

清晨起床，用韩国进口的化妆品护肤，坐在餐桌前来一杯澳大利亚牛奶，背着海淘而来的轻奢品牌包去上班，下班后用进口沙拉酱和鲜果调制健康晚餐，饭后坐在沙发上用手机淘宝下单购物……如今，这已经是一个都市上班族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网购和跨境电商普及的便利，正一点一滴地改变着我们的消费观念和习惯。

“现如今，网购和海淘已经占据了我的主要购物方式。”大三学生小腾告诉记者，由于大学城附近没有较大的商圈，自己和身边的同学大多依靠网络购物满足日常消费需求。淘宝、京东、网易考拉、蜜芽商城……每年的“618”和“双十一”，有没有“剁手”，收了多少快递，都是小腾和同学们谈论的最主要话题。除此之外，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西安市民“海淘”购买“洋货”也变得十分方便。“相比起传统的‘代购’，跨境电商物流速度更快，产品质量也有保障，不用出宿舍门，就能享受‘买全球卖全球’的福利。”2019年4月8日，陕西省首单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商品在西咸保税物流中心（B型）正式通关，标志着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新政正式在陕西省落地实施，今后西安市民跨境网购物流周期将进一步缩短，商品可实现“今天下单，次日到达”。

“以前不喜欢做饭，去超市买菜太麻烦，周末一般出去吃或叫外卖，但时间久了又担心不卫生，各种新零售门店在西安的落地，无疑为我带来了很大的‘福利’。”家住在高新区的市民董女士告诉记者，如今无论是想在家做一次海鲜大餐，还是自己购买食材调料自己动手煮火锅，都能通过网上下单的方式“等菜上门”。2018年4月至今，新零售业的代表盒马鲜生，已在全市开设10家门店。“刚开业时线上销售占比在30%，到现在已超过60%，更多的消费者已经开始习惯‘手机点点，最快30分钟送达’的\‘盒区’生活。”盒马鲜生西安区域总经理沈刚告诉记者。“刚开业时大家喜欢波士顿龙虾、帝王蟹、进口水果，口味上还带有尝鲜性质；而现在鲜活小海鲜、日日鲜蔬菜、日日鲜奶的购买数量在稳步上升，特别是鲜活基围虾，西安连续几个月销量都是全国第一”。

精神需求释放

推动消费步入升级新时代

除了吃穿等生活必需品外，近年来，以书籍、鲜花、电影、剧目为代表的精神消费品，也逐渐在西安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无论过年还是过节，买一束百合放在家中，能为日常生活增添姿色；一束火红的玫瑰，更是向爱人表达心意的最好方式。”李丹在北郊开设了一家名为“靓点花艺”的花店，从事鲜花批发零售生意。在她看来，在买花这件事上，近几年西安人的情调和品味都在日益提升。“就拿刚刚过去的母亲节来说，5月1日前后，大小花店的批发订单就接踵而至，随着5月12日的临近，订单量几乎成倍增长。”李丹说，每到情人节、母亲节这样的重要节点，自己都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仅12日当天批发和零售的鲜花量加起来，就超过四万支。”巨大的鲜花销量背后，是当代西安人精神领域消费的全新潮流。

如今，在周末的曲江书城，不仅能看到流连于书架前安静阅读的耄耋老人，能看到抱着学习书籍步履匆匆的年轻上班族，还能看到在父母陪伴下，拿着绘本一字一句小声诵读的学龄儿童。近年来西安街头增添的各类特色书店、阅读吧、小书屋，以及咖啡+阅读、茶语+阅读、餐饮+阅读等模式的兴起，为提升西安市民全民阅读的风气提供了多元化的体验。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底，西安市的图书零售单位网点总数量接近2000家，而2017年底时仅为827家，“书香之城”可谓实至名归。

衣食住行作为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具体标尺，从“穿新衣、等过年”到“想穿就穿”，从“吃不饱”到“吃得好”，从“土坯房”到“小洋楼”，从“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出行难到“村村通柏油路”的便捷……一个又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变化，见证了70年来，西安农民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农村变化看老朱这一家

■记者闫珅

在阎良区关山街道办北冯村润泽农机合作社“帮忙”的朱伟安，年龄比新中国小1岁，也算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老朱回忆起对过去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儿时家里吃饭把玉米秆子磨碎了煮着吃、把红薯烤熟后蘸着盐水吃，三顿饭不是玉米就是红薯，还不一定能吃得饱，吃个白面跟过节一样。

从追求温饱到营养搭配

“年轻时为了全家的温饱，我在公社拖拉机站挣工分养活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而现在，每天吃饭都可以讲究一下营养搭配，鱼肉不缺，蔬菜多样。总之，想啥有啥。”快70岁了，老朱的身体不比年轻人差多少，见到他时，他正和合作社的年轻技术员一同维修机器，为一台从日本进口的久保田联合收割机更换收割刀，改造一下，下田作业，收苜蓿。

老朱的手粗壮有力，上臂带动下臂，轻松拧动大螺丝。仔细观察，他手上有小面积皴裂，布满老茧，青筋迸起，写满了岁月沧桑。他掂着手中的扳手，回忆起手持镰刀收麦的年代：父辈是从湖北迁徙来的，一路北上，选择在当时水草丰美的石川河边定居……每年农历四月份，麦芒刚刚发黄尖，全家就开始忙碌了。

解放初期，经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逐步建立起了农村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生活有了一定改善。上世纪70年代，年轻力壮的老朱在人民公社拖拉机站上工作。“拖拉机站是队里最光荣的工作了，和机械打交道，走路都带风。但学习技能这事，老师傅指点一二，剩下的全靠自己，所以逮住机会咱就自学维修，有人几年未出师，有人学半年就成。”

老朱属于心灵手巧的，半年时间就学懂了机械原理，开始了自己的农机维修人生。“拖拉机可是宝贝，和耕牛的作用一样。人干不动的犁地、大批量运货的农活，都是它上。”庄稼人可怜，耕作一年只想换得颗粒归仓。老朱说，那会儿收获全靠人力。80年代，三夏大忙前，大伙儿都会先去逛大集，买个镰刀、换个桑叉，备齐竹编簸箕……四月初，逛大会都是人挤人，人挨人，好不热闹。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收麦算黄算割。过去咱关中收小麦主要靠镰刀，即使是壮劳力，一天也就最多一亩。早起天还没露白，三更天、五更天就能听到收麦可擦可擦的声音了。“小风吹，汗水流，大铁壶里凉白开，咕咚下肚一碗水。牛车、人拉车上阵了，比个赛，看谁跑得快。”老朱说，收小麦大都在芒种前后，芒种忙，三两场。这不是打三两场麦，是下三两场雨，是“龙口夺食”。

接下来就是打场了，打场的时候要把村前或者村后的打麦场里的草清理掉。草整干净后，洒上水，套上牛或骡子拉着石磙就开始碾了。碾场人牵着牛和骡子打圈转，一般半天工夫就把场给碾好了，又平又整。80年代，公社解散了。老朱家里分到了近10亩地，开始拖拉机给人碾场、运麦的工作，由于在公社学会了农机维修技术，也常给十里八乡修机器。本事傍身，全家人的生计也就全靠老朱了。

日子启动了加速器

拖拉机后面套上个石碾子，碾场的速度快多了。在老朱看来，日子的改变也就从这一刻启动了加速器，那往后想都没想过的好日子，随着改革开放，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政策激活了农业，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业从“一清二白”到“家里余粮”。

开始说老朱是在润泽农机合作社“帮忙”，原因是那合作社不是老朱自己的，而是他儿子朱振生与人合伙创建的。老朱作为“老技术骨干”仍然愿意在岗位上发挥余热。

由于父亲与农业机械的亲密关系，耳濡目染，1995年朱振生走上了农机手这条路，不仅成为一名优秀的农机手，还在这条路上越干越专业，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从此获奖无数。

朱振生，1975年生人，皮肤黝黑，身高体壮。1995年，20岁的朱振生拿着辛苦攒下的4万元，购置了一台二手农机，在三夏时节，向村民提供收获服务。

“收麦子还能服务？机器收的粗，哪比得上人仔细，浪费得多大？”刚开始作业的那几年，朱振生面对的质疑还真不少，他敢第一个“吃螃蟹”买机器，可村里人敢“吃螃蟹”买服务的并不多。“万事开头难，还是硬着头皮上吧。”朱振生还是咱关中汉子，咋说家里也是有老传统的，农机这事，不能放弃！

朱振生和他的“铁牛”坚守了几年，越来越多的乡亲愿意站在田边上，动手指一指，看他收获：“从那达到沃达是俺家地，收好了送到韦达。乡亲们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接受了三夏变一夏的便利。”

那时候，人们从乡村走进城市，成为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2000年之后，乡村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了。种粮辛苦，老一辈人干不动了，愿意让我服务；年轻人进城打工，也愿意花钱买帮收。”朱振生说，农机的市场越来越大，自己也购置了3台机器，作业服务面也从村镇走向周边的富平、华阴等地。

农机合作社应运而生

2014年底，新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开始实施，三权分置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这既有助于集约化、规模化利用土地，实现农业现代化经营；又能在保证农民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农村劳动力和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家里地也不多，荒了也可惜，可在家务农又挣不了大钱。现在嘛，既有土地租金收入，又能通过打工挣钱，开心。”很多在外务工的农民依然牵挂家中“一亩三分地”，不愿撂荒，他们也选择了朱振生这样留守农村，专注农业的农民。

除了农机合作社，朱振生前后流转了500多亩地，收、种、管完全自己打理……再往后老朱一家的日子越过越好，“衣、食、住、行和城里人一样。”

目前合作社规模已发展为社员110户，拥有各类配套农机具200余台套，年综合作业面积45万余亩，总资产达3000万元的现代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今年5月，朱振生相当忙碌，刚去甘肃签约了一个跨区域订单：7月15日，派8台联合收割机赴甘肃进行6000亩麦田收种作业。

8年前也是5月，朱振生与6个农机手共同创建的润泽农机合作社成立了，主要从事农户的耕、种、收农机作业服务和农机具跨区作业，农机维检修，大田托管服务，新技术、新机具的引进示范等项目，这其中包括了3架用于“一喷三防”的植保无人机，以及单价达到220万元的德国进口收割机。

在合作社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朱振生手指中国地图向记者介绍合作社大半个中国的作业线路图：5月初开始到11月底结束。我们的农机手从四川到河南再回陕西，从陕西到甘肃再上宁夏、内蒙古，收获小麦收割玉米，依托农机直通车、微信群等通讯平台，一路收获着喜悦和幸福。

他逐一介绍合作社拥有的机械，如数家珍：“不感叹父辈手动收割的艰辛，仅仅在我的身上就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上世纪90年代的农机手是个苦差事，坐在没有任何减震的拖拉机座位上，干一天下来在嘈杂声中耳鸣，酷热下暴晒到爆皮，麦芒纷飞与汗水粘在一起满身奇痒无比；2000年的农机手，逐渐坐进了有空调和减震的作业室，以手机短信为导航，收获人们的赞许；如今的农机手，坐在现代化的工作室中，拥有无级变速、液压减震和GPS导航，在春耕时还能够开启一架无人飞机进行万亩喷防作业。

“你知道吗？70年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农民从一个社会称呼，变成了一份职业。”看看那面挂满奖状的荣誉墙，这是一份让他人尊重，令朱振生自豪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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