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叶对根的情意 耀州城乡变迁漫笔

■安黎（上接5月9日18版）

改变后的耀州好，还是改变前的耀州好？这是身处外地的耀州人相聚时，最易涉及也最易产生歧义的话题。有人在为变化眉开眼笑，也有人在为变化捶胸顿足。在我看来，前者的乐观过于肤浅，后者的沮丧又过于保守残缺。有变化实属正常，无变化才令人感到奇怪。中国古代的历史，貌似在循环往复，但实际上却一直处于缓慢地推进当中。唐朝不似秦朝，清朝亦非宋朝，尽管各个朝代的社会结构和精神底蕴几乎毫无改进，但就其生产力和文化风貌而论，早已不复从前——唐朝的文人，醉心于句式整齐的诗歌；而宋朝的雅士，却心血来潮，将诗歌拆解，组合成了长短不一词章；到了元代，士大夫又一门心思地推陈出新，将词章进行揉搓，撕扯出更加松散更加多样的曲牌……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唯一的永恒就是不断地变化。

问题的核心，倒不在于变与不变，而在于哪些东西该变，哪些东西不能变。该变的物事，一定要变，不然社会无以进步，人类无以进化，文明无以提升。该剪的辫子就得剪掉，该抛弃的裹脚布就得抛弃，煤油灯就该被电灯取代，烧锅的柴火就该遭天然气淘汰，泥土路就该被水泥和沥青覆没……不能因为自己怀旧情绪滋生蔓延，就抗拒一切新事物，并视所有的旧事旧物为道统，从而像原教旨主义者那样不容许对其有些许地偏差和修改。

但有一些东西，在千变万化中，绝然不可对其轻举妄动，更不能像对待用于演算的草纸那样，随意地进行涂抹和擦拭。最典型的，就是历史的遗存，以及附着于遗存之表或潜藏于遗存之腹的文物，皆不能伤其一毫，损其一屑，更不能因其视觉上的老旧萎靡，不雅不致，就大动干戈地施行美容之术。文物是易碎品，一经失去，永难复得，唯有胸怀虔敬，小心翼翼地予以呵护，方能保全其遗骸，促进其寿命。改头换面后的文物古迹，无论外观何等地壮美奢华，事实上皆已沦为了赝品，一文不值。一座倒塌的古代建筑，其满目疮痍的废墟，远比在原址上重新构筑的仿制品，更具有历史秘籍的承载功能，也更具有撞击人心的震撼力。

长城再颓唐，都不能对其贴瓷砖——道理就是如此简单。

历史是偏爱和厚待耀州的，证据之一，就是为耀州子民的后裔，遗留下诸多弥足珍贵的文物古迹，耀州人若不对它们珍惜备至，关爱有加，又有谁能在乎它们？基于此，作为身离耀州心却未离耀州的耀州人，我希望用以下的逆耳忠言，和身在耀州的乡友们共勉：我们的每一举动，每一作为，皆须三思而慎行，至少要能上对得住先祖列宗，下对得住后世子嗣，唯有这般，才能栽花花绚烂，插柳柳成荫，不然就会弄巧成拙地种瓜得豆，播谷收糠，甚至于立功却戴罪，祈福反致殃。

对待文物古迹如是，对待地名亦莫不如是。地名和人名不同，人名冠一世，地名横千秋。那些村镇、村落以及街巷的名称，自古而今，沉淀许久，潜藏有太多历史和文化的内蕴，不像人戴的帽子那样，可以随意更替：嫌弃旧的，就换上一顶新的。文革时，为迎合时政，北京有多达三百多条街巷被轻率易名；但文革后，这些街巷在诸多有识之士的联名呼吁下，绝大部分又弃新择旧，恢复它本来的名号。这些旧名，比如大北窑、驴市路、奶子房、骚子营以及清代处决刑犯的菜市口等，也许在那些无知者看来土得掉渣，俗不可耐，但若将其统统地改掉，估计北京城独有的历史魅力和文化风韵，就会荡然无存。

笔者对各地的地名，尤其是西安的地名，做过些许的调查和研究，并书写过一篇在较大范围内传播的小文，名曰《西安的地名》——该文被编入陕西省教委编纂的小学五年级语文辅导教材——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古旧地名的消失，意味一个地域的历史已被挫骨扬灰。要承袭历史，得先从尊重地名开始做起。

（连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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