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十区 机关大楼筹建记
十区机关大楼筹建速写赵乐成 绘
保存在灞桥区档案馆的当年十区机关大楼筹建工程资料（组图）作者提供
□臧其恕口述赵小乐整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西安市十区区委机关工作，具体做机关会计和食堂管理员。1954年，我被领导点名抽出来，领导交给了一项重要任务——筹备建设十区新的机关办公大楼。那时我刚20岁。
第一个建新机关大楼的区
当时西安市划分为12个区，十区后又称长乐区，管辖西起东廓门，东到浐河边，南至等驾坡，北到陇海铁路的区域。
十区区委当时位于金花落（今金花路一带），就在今天东二环互助路立交东南角附近。区委院子不大，都是平房，比较破旧，十分拥挤。在这种背景下，十区决定盖新的办公大楼。这是西安市第一个要盖新办公大楼的区。
十区计划建设的新楼位于仁厚庄，在1954年刚修好的互助路路南8号，今建国饭店西边，地点距老区委大院不远，门朝北开。当时互助路只修了北线，约有现在一半宽，车行道12米宽，还是石子路面，到1960年才铺了沥青路面，不过那时车很少，行人也不多。新大楼设计主体为3层，办公室、宿舍两用，1、2层办公，3层为宿舍，平顶，2269平方米。加上厨房饭厅、厕所、传达室650平方米，一共近3000平方米，这在当时算“大洋楼”了。市上专批了22万元的建设资金（含征地费用），这事也算区里的一件大事，连市上、其他区的干部都很关心。
区上专门成立了基建组
为了建新办公大楼，区上专门抽了4个人来搞基建。组长叫曹振西，40多岁，是金花落村人。新中国成立前赶马车，走南闯北，经多见广，爱说爱笑，敢说敢管，却不识几个大字。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农村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很快入了党，当上乡党支部书记。记得他每次来区上领工资，不会签名，总是盖章，可他的章子太大，一盖要占3行，把别人的地方都占了，曾让我比较头疼。组员有一位叫刘银海，30岁，是个文化人，能写材料，负责内勤。还有一位叫毕登玺，年龄和我差不多，却已经是党员，我只是团员，他当时负责跑材料。后来他长期在灞桥区工作，最后从灞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退休，我们现在还有联系。当时我负责管工程，区上还给我配了辆自行车。
大楼该怎样盖？我们谁也没经过，一切从头干起。
盖楼首先要征地，根据计划需要征地10.71亩，涉及金花落村、亢家堡和碑林区东关的4户农民，要审批、要丈量、要补偿、要安置，程序很多。由于曹振西是当地人，又是给区上盖办公楼，老曹出面征地工作办得还顺。跑图纸主要是我，那时西安没有设计院，只有西安设计公司。设计也不复杂，根据批文给多少钱就盖多大面积。市政府有个韩秘书长负责基建，有事我就向他请示，请他协调。
施工主要靠人力
那时施工不搞招标，由建工局分派。负责施工的是市建筑公司的一支施工队，队长姓徐，以前在上海是个小资本家。指导员姓王，陕北人，党员。工人中技工大多是上海人，普工多是本地人。记得有个上海8级瓦工技术很高，年龄也大了，平时一般活不干，每天来工地就到处看看说说，指点指点。大楼竣工前，大楼正面的国徽就是他亲手塑的。
那时没有机械装备，上料不仅没有起重机，连卷扬机、小推车都没有，全是人抬。盖到2层后，就搭起坡道，楼板、砂浆、砖头统统硬抬上去。当时盖楼多是清水墙，要勾缝，对瓦工技术要求很高。工人干活也有任务，一个班组一天要砌多少砖，没完成不下班。我是甲方代表，几乎天天待在工地，和工人们在一起，看着大楼一天天起来，心情很愉快。
建楼中意外出现纰漏
1955年底，十区办公大楼盖到2层。一天设计公司来人到现场检查，一看不得了，发现一个大问题——楼房没留伸缩缝！
伸缩缝起什么作用？我们不懂。没有伸缩缝危害有多大？我们不知道，这下大家都慌了。我管施工，我没有发现，要负领导责任；老曹是组长，也要负领导责任（虽然我们都是外行，以前根本不知道有伸缩缝这个词）。最慌神的还是徐队长，他负责施工，就他懂技术（其实也是半内行），居然没看懂图纸。
但再害怕也得向领导汇报。当时区委只有两位主要领导，区委刘书记和才提拔的任副书记，他俩一听这事气坏了，任副书记拍了桌子，命令区检察院立即调查此事。第二天一早，检察院就来人了，挨个谈话写材料。我们都吓得吃不下饭，徐队长吓得路都走不动了。
在这关键时刻，设计公司救了我们一把。他们向区上提出：这事属于失误，不是破坏，可以挽救。1层没留伸缩缝就算了，2层少量返点工，留下伸缩缝就行，损失不大。有他们的解释、说情，再加上大家检讨都很认真、深刻，这事才算过关，画了句号。
第二年开春后，钢材断货了，眼看工人要停工，这工期到了完不了工就麻烦了。我们急了，我和毕登玺跑到市委找领导，东碰西问找来找去找到了市委郭秘书长，市上对第一个区盖大楼还是很支持，郭秘书长出面协调，钢材又供上了。
精打细算搞节约
十区办公大楼建设期间，正逢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们和设计公司、建筑队共同努力，齐心协力将新大楼的建设费用从批准的197000元（除过征地等费用）降下来，最后实际支出了134439.85元，每平方米造价从计划的82元降低到52.77元。本来还可以节约更多，但我们从节约款中支付了外部水电安装费用和材料差价16500多元，最后实际节约59904.08元。
要把费用降下来真不容易，甲方乙方心朝一处想，大家动脑又动手，如设计公司反复推算后降低了一些标准，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修改了部分设计要求，这是节约的大头。如大门口的水刷石，设计用专用的小黑石子，贵还不好买，我们和工人一起动手，将拌砂浆时筛出的粗砂，再过一遍筛，筛去小石块，用筛出的大砂粒，代替小黑石子，既节约费用还没耽误工期。为节约原材料，施工队把木材、钢材大材大用、小材拼起来用、落地灰浆及时回收再利用。这些事情不用我们督促，工人们就自动干了。人们对党的号召，都是雷厉风行，不打折扣，坚决执行。那时征地也简单，一亩土地补偿180至210元，迁一个单人坟7元，双人坟10元。农民一听是给区委盖大楼，啥要求都不讲。有一位叫李广田的农民被征地较多，影响了生活，我们就和乡政府研究，由乡上妥善对他安置解决。征地费和大门、平房等附加建筑费用共批准为23000元，其中附加建筑费用降低后计划为16104元，结果还多盖了6间车子房，实际才支出15425.48元，节约了688.57元。现在灞桥区档案馆里还保存着当年的工程决算表，项目计算都是精确到元、角、分。这些节约的成果，真是一分一分抠出来的。
到1956年冬天，大楼如期竣工投入使用，我们搞基建的4个人成了区上的功臣。领导在全区大会上表扬了我们，同事们见了也纷纷称赞。一年多时间我也学会了许多知识，对基建从一窍不通变成粗通，这对我后来的工作都非常有益。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楼被拆除
新建的十区机关办公大楼，办公条件当时在全市各区首屈一指，把十区区委、区政府和区公安局、团委、妇联、粮食局等十区机关都装下了。
不久之后，十区改名为长乐区。1957年，长乐区与灞桥区合并，区机关搬到了纺织城，原来的这座十区大楼为区公安局使用。到1980年3月，西安大郊区刚分成雁塔、未央、灞桥三个区时，这座大楼一度容纳了这三个区的3家公安分局、3家区检察院、3家区法院。
随着城市发展，这栋当初的“大洋楼”越来越不起眼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就被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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