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和说话 读随笔集《想说就说》

商子雍

人生在世，有两种行为，是绝对无法规避的，一曰做事，一曰说话。

先来说做事。

人为什么要做事？有人说是：奉献社会。也有人说是：养家糊口。其实，在我看来，这二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容。金庸先生曾坦言：“我以小说作为赚钱和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我以为其中谈到他自己的那一部分，是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晚清大文人龚自珍在《咏史》一诗中有言“著书都为稻粱谋”，这7个字表达的意思，其实与金庸先生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两位先生学养深厚、做事认真，在卖文养家的同时，也出色地启蒙了大众、造福于社会，此之谓两全其美也！

至于鲁迅先生和巴金先生，当然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两位巨匠，他们在自己一生特别是在晚年的文学实践中，所展示出来的高度文化自觉和强烈人文情怀，将会长久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灵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但即便是伟大如斯，翻翻数不胜数的记述他们人生经历的文章，不难发现，两位大师做事，也同样是在“著书稻粱谋”的同时奉献社会，和像我这样的众多草民并无二致；只不过他们奉献的质量和数量，吾等凡夫俗子无法望其项背罢了。

再来讲说话。

在我的认知中，一直是把语言表述和文字表述、亦即说话和写文章的意义等量齐观的。这是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把零星的话语记录下来那叫语录，而把口头发表的一个故事、一番抒情、一通论说记录下来，就是文章。鉴于此，“人为什么要写文章”和“人为什么要说话”这样两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说话和写文章的首要目的是交流。人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动物，人类要在敬畏和尊重自然的前提下，为自身争取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试想，倘若缺乏交流、缺乏通过充分交流所形成的密切配合，这样的生存和发展目标有实现的可能吗？

人之所以要说话、要写文章，更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针对五花八门的公共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权利，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须。所以，在整个社会开展公民教育，不断强化他们的公民意识，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具有关注、思考和议论公共事务的自觉和能力，换言之，也就是勇于说话、善于说话，就关系到社会未来的发展。

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郭建兰先生的做事和说话。

已经完全记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场合，与郭建兰相识，平日里来往也不多。但短短十几年里，这个精力充沛的韩城人，在西安文化圈里，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再到小有名声，却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意外。韩城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从古到今，丰富的文化积淀，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文化人。“韩城韩城，地杰人灵，古有司马，今有鹏程”的民谚，推出的是韩城文化的高端人物——司马迁的《史记》，是时至今日无人超越的文化高标；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是现代文坛载入史册的优秀之作。倘若标准稍稍放低一点儿，那韩城的杰出文艺人才就堪称数不胜数了。早年我在西安市文联的同事薛凡老师、同云波老师，我熟悉的原省文化厅的雷达老师、省艺术馆的窦伯超老师，这4位音乐家，就都是韩城人。如今，又有一个韩城人郭建兰，在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里，把各种大型文化活动搞得风生水起，其中有些还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品牌，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我曾多次应邀参加郭建兰组织的文化活动，觉得他在既敢做事、也能做事上有些优长。比如选美，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在国外已有较长的历史，而传入中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至于较为广泛地被社会接受，也不过十几年时间吧！但毋庸讳言的是，对选美或多或少持有负面评价者，眼下仍有存在，不少局外人误认为选美就是选面容和形体上的美女，参赛选手不过是“绣花枕头”“花瓶”罢了。郭建兰作为体制外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营文化企业的掌舵者，较早、较敏锐地看到了选美活动的合理性，看到了这项活动在中国的发展空间，毅然投入精力和财力，这叫胆识（敢做事）；而在活动进行过程中，恰如其分地宣传推介、严密细致地规则制定、多方“外脑”的智力支持，努力创造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小环境，这叫本事（能做事）。郭建兰是幸运的，改革开放给了他脱颖而出的机遇；但机遇从来都是只青睐那些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弄潮儿，郭建兰当然也不例外。

据宋人尤袤《全唐诗话》记载，白居易十六岁时从江南到长安，带了诗文谒见当时的大名士顾况。顾况看了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今天的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郭建兰从韩城来西安创业，选择了在文化这个行当打拼，既要周全地顾及社会效益，又丝毫不敢忽视经济效益，可谓“大不易”。为了在“大不易”的环境中踏出一条路来，殚精竭虑地思考是经常要做的功课，见无数人、经许多事是推脱不掉的日常工作。不过，思考和经历都是一笔财富，而郭建兰又愿意通过“说话”与大家分享这种财富，他在电脑键盘上或记事、或抒情、或议论，真所谓有话要说、实话实说，于是，就有了这本内容丰富、行文朴素的随笔集《想说就说》。

随笔是散文的一种。对散文，前辈作家周立波在给《散文特写选（1959—1961）》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举凡国际国内大事、社会家庭的细故、掀天之浪、一物之征、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凄惶、今日的欢快，都可以移于纸上，贡献读者。”也正是因为此，散文可能是每一个识文断字的人都曾经使用过的文体，不像长篇小说、大型戏剧、古典诗词的写作，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也不会去尝试。不过，散文尽管好写，但写出好散文、进而成为有一定水准的散文家，则非常艰难。这是因为，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要有高深、新颖的立意，要有谋篇巧妙、温婉曲折、能够引人入胜的构思，要有饱含真情、且具备了相当美学价值的艺术境界，还要有凝练、形象、优雅，富有音乐性、自然美的散文语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删稿》中强调“散文易学而难工”，诚哉斯言！

用这样的高标准来审视《想说就说》，郭建兰的散文写作当然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然而，郭建兰在48岁时推出自己的第一本书，凝聚着他的人生体验、饱含着他的满腔深情、展现着他的美好追求。面对着这本让我读后颇有真实、朴实、扎实之感的《想说就说》，赞一声“出手不凡，未来可期”，应该并不为过。

读完《想说就说》，禁不住要慨叹：人生在世，无论能力大小、地位高低，其实只需努力做好以下两端：一曰认真做好事，一曰勇于说真话。愿以此与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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