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东公司的 生活印记

西安晚报 2018-12-30 05:12 大字

1960年,作者(前排左4)所在科室人员欢送两位老同志时的留影作者退团时的纪念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远东公司周边环境示意图

□杨春云口述程三快整理

不久前搬家时,整理抽屉旧物和照片,发现了我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张老照片。这张照片是当年我进入远东公司第三年拍的,是有几十个人的合影。这张老照片让我想起了在远东公司工作时日常生活的诸多往事。

15岁进厂当了工人

远东公司是西郊的一个大单位,位于大庆路与汉城路十字的西南角。东边是庆安公司,西边原来是农田,南边是团结西路,北边紧靠大庆西路。它的福利区分东区、西区。东区在团结南路两边,西区在厂北门马路北边。东区的职工上下班多出东门,西区的上下班多出北门。

我本是西郊三民村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我母亲常生病,家中还有个12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父亲是小学教师,在城里上班,经常不能回家,家里需要有人照顾,我只好从三桥33中退学,在家照顾母亲和弟妹,也可以在生产队挣工分。

1958年10月的一天,担任我们生产队队长的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两岁)对我说了我们村南边的工厂——西安机械厂(也就是后来的远东公司)招工的消息,她和我都想进现代化的大工厂当工人,于是我俩就到这家厂报了名。我俩当年从三民村到西安机械厂报名时,要穿过枣园路,那时叫西兰公路。再从金家堡、曹家堡的田间便道往南走一二十分钟就到了。

我那时实足年龄只有15岁,为了能确保进厂,我就虚报成了17岁。当时我俩只是在生产队开了个证明,填了个招工表,经过体检,厂里就正式通知我俩办理转户口和粮油关系手续,到厂里报名。12月15号,15岁的我就进厂当了工人,并一直干到55岁退休。

那时厂北门大庆西路北边与厂福利区之间大约50米宽的一大片都是农田。西边多种麦子、苞谷,地里有口井,井上装着一架水车,马拉着水车经常浇地。我们上下班过此地时,能听到水车链子有节奏地叮当叮当的声音。东边常年种蔬菜,困难时期农民收菜时,有的职工下班顺便到菜地捡菜叶,有时还和农民发生口角。厂北门再往西全是农田,不远处有一条田间小路,有时我抄这条小路从金家堡与曹家堡菜地穿过枣园路,就可回到我们三民村。

当时的西安机械厂,代号113厂,是建国初期由苏联援建的一个保密的国防厂,一切设备都比较先进。厂里有苏联专家,他们都住在城里的人民大厦,上下班有小车接送,中午在厂里的专家小灶就餐。

当时我住在东区团结南路18街坊的127楼职工宿舍,一室4个架子床,住8个人,我住在上铺。从这儿要走团结南路,穿过24、25街坊,接着走团结西路、大庆路,才能到厂东门,步行上班得半个小时。我被分配到工具科量具修理工段,我们的工作室就在厂北门口旁边,经常可以看到苏联专家出入厂门乘坐的小轿车。我们新招来的几个学徒,一进厂先要进行保密和安全教育,不能泄露生产秘密。上班要穿好工作服、戴好安全帽。厂里曾发生过一个女车工一时没戴工作帽,不幸被车床轮子把辫子和头皮拔掉了的工伤事故。

我和几个新来的工人,还要上专业课进行培训。课程有制图、钳工基础知识、量具的各种类型和用途,如百分尺、千分表的结构和原理等等。经过专业培训和考核,我都达标了。在老师和师傅的言传身教下,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能单独工作了。后来我越干越好,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还经常受到表扬,被评为先进,1961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那时候退团也很郑重,还发纪念本。后来,我们村有个干部听说我厂是个有好几千人的大型工厂,各方面条件都好,福利待遇也高,也想叫他的小孩进厂当工人,托了好几次人,但最后没有办成,因为这时候要进远东公司已经不容易了,我以自己能在远东公司当一名工人而感到自豪。

活跃的职工业余生活

那时工厂职工的业余生活非常活跃,节假日常举办各种比赛与展览。有各种球类比赛,有书法、摄影、绘画展览,有戏曲队、合唱团,节假日还常常办舞会。

我多次参加过厂里合唱团的活动,我们合唱团还几次代表厂里到红旗厂,以及阎良、兴平等地的兄弟单位进行比赛和演出,演唱的歌曲有《社会主义好》《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等。1964年我们到兴平演出时,厂家对我们招待得特别好,住的是当年苏联专家住的宾馆,因为那时苏联专家早已撤走。我生平第一次住那样豪华的房间,房子很宽敞,桌椅都很别致,是木地板,坐式便池,旁边还有放卫生纸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们厂的工人和科室人员,有许多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有沈阳的、济南的、南昌的、上海的,真是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科室工段也有几位外省来的师傅,与他们日常相处,我增加了许多知识,开阔了眼界。

我在团结南路宿舍住了近两年,这里单身楼下有个友谊厅,旁边有个单身职工食堂,这个厅经常办舞会。1960年元旦,听说这里要办舞会,厂里邀请外国专家来参加,还特意从几个科室请来了一些会跳舞的女青年陪外宾跳舞。我那天和一位同伴专门去看跳舞,没想到有一位青年文质彬彬地向我鞠了个躬,要求跳舞,我们农村女孩都很不好意思,低头躲开。后来听说,这种举动是很不礼貌的,应当友好地说明原因并表示谢意。这里马路东边有厂里的名叫113的礼堂,周末常放映电影,也有县剧团来此演出秦腔。我在这里看过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型歌舞《东方红》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秦腔是《法门寺》《游龟山》。

东区团结南路东边的18街坊是楼房,北边有个幼儿园,后来我的三个小孩都是从这儿的大班毕业的。团结南路西边有个门市部,我先后从这里4块钱买了一张单人竹凉席,5.5元买了一个保温瓶,2.58元买了一个搪瓷脸盆。25街坊和24街坊都是平房,24街坊东边是本厂子弟小学,再东边是新华印刷厂。

那时不论是楼房还是平房,周围都没有围墙,人们从大马路任何一处都可以穿越进出。

羡慕“三转一响”

1961年底,我从团结南路18街坊搬到了西区盖好的单身楼里,这里有四栋单身楼,我住在甲2楼2层,还是1室4个架子床,8个人,我住在下铺。从宿舍到厂北门上班,走路只需要15分钟,特别方便。一日三餐都在厂东门外职工食堂吃。三年团难时期,节假日职工为了退伙换粮票,给家人在商店买糕点,常常要排队花费好长时间。东门外南边是厂里的桃园,紧靠东门外南边有个澡堂。

大庆路与汉城路十字西边路南,有个八一营业食堂,早点经常卖油条。困难时期,食油短缺,人们经常排队用粮票到这儿来买油条。我成家之后住在团结南路的远东中学,还叫我爱人从这儿给小孩买过油条。食堂西边有个大庆西路商场,各种百货应有尽有,许多商品都要凭票证购买。1964年,我攒了几年的钱,从这儿买了一块上海手表,当时我的月工资是42.5元,这是我很“豪华”的一次花费。那时职工都羡慕谁家实现了“三转一响”——三转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我成家之后,常常盼望我家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三转一响”,因为那时自行车和缝纫机都很紧缺,都要凭票才能买到。

大庆路和汉城路十字以北的汉城路两边,当时都是菜地和农田,东边有一个变电站,很显眼。十字路南东边有个125广场,其东边有个很大的墓冢,再东边是庆安公司的花卉苗圃。庆安公司和远东公司之间有一条运煤和材料的铁路专线,有时卸货时汉城路两边等待专线车过后才能通行,两边挤满了人。现在专线早已拆除。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个口号“深挖洞,广积粮”,全国许多地方都挖地道,我厂也不例外。厂东门南边和125广场都是挖地道的主要地方,连我曾经住的远东中学,师生在操场都挖过地道。前两年中学拆迁盖高层挖地基时,还见到了当年挖的地道。

现在远东公司(已改名为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动力控制公司)不论东区西区,马路两边都是高楼林立,店铺密集,当年的菜地、农田都不见了,一派新的气象。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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