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行与守望 作家旅行的两种方式
近些年，大理古城成为著名旅游景点，被认为是文艺青年最热衷的地点之一。
2018年8月15日，上海书展正式开幕。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 摄
《别列津纳河》
作者：（法）西尔万·泰松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8月
《去北地，再去北地》
作者：陈丹燕 陈保平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
上海书展上，在多场以“旅行”为主题的论坛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同讨论旅行的意义。其中，有些人的写作内容便与旅行密不可分，例如中国的行旅作家陈丹燕、日裔华语女作家吉井忍、在欧洲漫游的法国作家卡特琳·普兰等。但也有些人的文学写作看似与旅行毫无关系，如中国作家、批评家李陀、瑞典文学院的皮特·恩格伦、专注于书写青少年心理状态的智利女作家保丽娜·弗洛雷斯等等。在他们的讨论与写作中，旅行，不再是一个简单地发生在地理空间内的运动，这个词语承载了更多的涵义。它本身便包括了远行和守望两种方式。在生活中看似相悖的二者，在文学中却能融合在一起，共同延展文学的边界。
逃避与寻找
我们需要旅行的原因
大多数人都不会满足于曲面屏里的风景——尽管现代成像技术可以让它们看上去很逼真，可以产生互动，但如果有条件，人们还是会选择买一张车票，亲临其境。人们愿意从屏幕里接受娱乐和知识，却没有办法把远方的图像转换成经验，屏幕里的东西总是游离在生命时间之外。于是，人们便会想办法在日常工作中挤出一些时间，安排一场旅行，或者只是随意找一个不太近的去处走走。这其中除了远方可能确实有某个吸引你的因素外，也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积累的斥力有关，一成不变的、疲乏的生活环境会让我们觉得世界越来越渺小，人生的天窗逐渐积灰、黯淡，旅行，转而成了一种呼吸自由空气的方式。
当然，我们也可以傲慢地称此为逃避，因为世界上也存在着另外一种人——他们很少走动，每年来回的车票不超过四张，然而他们坐在哪里，哪里就落下一片宇宙，哪里就是他们独立的星球。但这类人出现在生活里的概率实在是少之又少。对大多数人来说，旅行，即使不是为了自由，即便只是对生活的短暂逃避，这短暂的呼吸对于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的人来说，也益处良多。远方当然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想想在上个世纪，有多少疯狂的美国青年从布鲁克林跑到西海岸，却仍旧在安非他命的圈子里打转。在中国，去大理、西安、银川等已经成为泛滥在文艺青年生活里的日程表——但话说回来，想找到所谓真正的自由，又何其艰难。通过旅行的方式找到个人自由是困难的，通过坐在图书馆里阅读，以哲学和文学的方式理解世界，从而接触自由的道路同样曲折无比。远行和阅读，似乎是一种殊途同归的方式，它们从两个对立的极点出发，走向一个无法抵达的中心——自由。如果想想跋涉在不同地点的脚步，与在书脊间抚摸跳动的指尖是何等相似，我们便更能够理解这两种行为的共性，它们可以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但又有些不同。旅行终归有着它独特的魅力。相比于文字所营造的那个形而上世界，旅行总是充满意外，有时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便足以构成一段回忆，眼中所见的景象也比脑中所构想的事物更直观。
所以，对旅行葆有兴趣，几乎成了人的一种天性。在上海书展的西一馆，楼梯拐角处，有一个并不起眼的平台。这里的展台上没有摆放什么小说或社科类著作，只有一些地图册，而且范围很小，有些地图的范围小到了只是上海的某个区，但在这些地图册旁边却聚拢了很多五六十岁的读者。他们争相翻阅这些册子，然后付款。很难想象在手机和电子导航遍布的今天，地图还能拥有如此的生存空间，无论从便携程度还是效率性上来看，地图都不如电子导航——可能它唯一的优势在于不必依靠电量。然而，人们之所以喜爱地图，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它的实用价值。五十岁以上的读者在这些地图册里徘徊的时候，还有另外一批读者，在其他出版社的展区翻阅那些古老的手绘欧洲地图，甚至奇幻作品里完全架空的大陆地图。在这么一页纸上，人们摊开了自己的幻想。它的实用性已经不再重要，我们不再在意它是否逼真地重现了生活里的每一条道路，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敞开了另一种可能，虽然很多时候，这种可能是模糊的。而这，也正是文学的意义，好的文学总是可以将读者带入他人的世界，因此，旅行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异域——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没错，地图是有用的。但是它们代替不了真实的土地”，瑞典作家皮特·恩格伦在文学节演讲中提到旅行时说，“有时你必须从那间禁室中走出，行走在真实的世界中，因为旅行意味着将某些事物置于险境，将你的个人幻想置于险境——你关于某个地方、某种理念或者关于自己的幻想。旅行总是某种追寻。”
随笔与日记
两种旅行文学
至于旅行文学，在中国从不缺乏读者。它大致分为两类，吸引着不同读者。一种是文化随笔型，如克劳迪欧·马格里斯、约瑟夫·布罗茨基或西尔万·泰松——这位以《在西伯利亚森林中》这样一本生存体验型游记成名的作家，在今年书展上展示了一次转型，新书《别列津纳河》更有历史意味。在这场旅行中，他带上了几本与俄法战争相关的图书，重新走了一遍从莫斯科到巴黎的撤退路线。当然，他在深邃性方面或许还是比不上马格里斯或布罗茨基，这些作家有着强烈的思想性，仿佛他们不是在用双足而是大脑在行走，在抵达旅行目的地之前，他们往往对当地的历史、文化、社会情况了然于心，即使没有亲历实地，他们也能写出几篇不错的文章。在这类作家身上，旅行与守望之间的裂痕几乎并不存在，或者说，旅行不过是为他们的论述提供图片说明的方式。
而另一类旅行文学，读上去则更像日记。“你可烦死我了”——在新书《去北地，再去北地》中，当丈夫陈保平要讲述列宁格勒的历史时，陈丹燕不耐烦地打住他。在本书中，陈丹燕明显对人与人的相遇、人与风景的相遇更感兴趣。这类游记虽然不及前者深邃，却更吸引人，因为它们具有灵魂的温度，与人的交流，由见闻而产生的感受，也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共鸣，仿佛那是他们也可以接触到的、心灵的宽广。这类文字也更容易让读者对所描写的地方产生好感，如李娟笔下的新疆。日记型的游记会让人感到，其中的斥力因素远大于引力，它们更像是借助异域的经验与事物来体现原有生活的狭隘与渺小，在旅行的感觉上，这类作品无意间更倾向于英国散文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在《徒步旅行》中的观点，“这时如果你反问自己一下，人们一般所谓的声名财富甚至学问到底有何意义，你便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多么迂阔而不切实际”。为了不断呼吸新鲜空气，他们四处旅行，寻找值得分享的故事。
很难说这两种记述旅行的方式孰优孰劣。所有好的旅行作品，都是在帮助人们去理解异域。前者更像是一种守望的姿态，它在成分复杂的城市中寻找破译文化的密码，而这些密码往往很长，需要追溯到遥远的历史或者借助某一句诗歌中所潜藏的细节，这类游记总是将我们拉回到图书馆里，逼迫着我们阅读更多书籍，查找更多资料，不断扩张城市的边界，直到它足以包容另一个毫不相干的灵魂。而后者更像是纯粹的旅行日志，更贴近于日常生活，他们不断与当地人接触，与路上的陌生人接触，不断扩大自己生活的范围，直到它可以聆听所有陌生的身体。可能正是因此，我们才会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即使是那些看似与旅行毫无关系的纯文学作品——也能看到一种旅行的影子。
撰文/新京报记者宫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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