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员 □高铭昱

西安晚报 2018-06-10 05:34 大字

人民公社时期，社会上有“八大员”之说，能成为其中一员，是很多人朝思暮想的事。我曾有幸跻身“八大员”行列，担任临潼县（今临潼区）谭家公社谭家大队广播员达一年之久。

1976年秋，我被抽调到大队办专栏。当年，农村随着形势的变化，办各种各样的专栏属家常便饭，人们司空见惯。那些年此类任务多，书记觉得我用着还顺手，不愿放我回生产队，要我留下当文艺演出队的队长。对压根不懂表演的我来说，这本属破天荒之事，但也硬着头皮厚着脸干了。等演出结束，要我当大队广播员的通知就下达了。

那时候，广播是宣传的重要阵地，广播员堪称无冕之王，是最马虎不得的，因此决定人选时很慎重。我们大队此前出过一个影响甚大的事件。有一天，广播上才播完现代京剧《沙家浜》，有位社员兴冲冲地跑到广播室，要给大家演唱选段。农村极少有人懂京剧，《沙家浜》初播时没有人能听懂，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此社员早年走南闯北，领略过这国粹，便想出个风头，显示一下自己不为人知的才能。那管广播的一想此人积极性高，必须支持，便答应了他的要求。那社员志得意满，精神抖擞地在广播上唱了一段剧中反面人物胡传魁的“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社员们却都没听清，一些人起哄，说他唱的是“老罗的队伍才开张”。我们大队适逢有个鳏夫，人称“老罗”，老罗的队伍？那当然都是光棍队了，社员们出工时添油加醋，历数老罗队伍的成员，把适龄未婚的都划入其类。一些好事者没白带黑地唱“老罗的队伍”，倒歪打正着地普及了京剧。书记却大怒，在广播上训斥说：“最近我们大队出现了一股歪风邪气！一些社员整天唱，唱老罗的队伍，拿劳动人民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玩笑！”上纲上线了，唱“队伍”之风这才稍有收敛。故此，我当这个广播员据说也是上了几次领导会议讨论才确定下来的。

我们村子大，村子里分五处架着高音喇叭，广播功率高，一开播便是惊天动地，不仅村子里没死角，还覆盖本大队田野里每一地块，方圆三公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按要求，早晨六点广播必须要响。这在夏天是毛毛雨，冬天可不好受。五点多就得起床去办公室，一点也偷不了懒。后来电工告诉我晚上回家时，关了本大队广播后，接通临潼县的有线广播。这有线广播也是六点开播，先是播歌曲《东方红》，接着是本地新闻，七点整是中央台的新闻。这样我就不必起床那么早了。

冬日早晨六点，大多数人都正在睡梦中，震耳欲聋的广播是否影响睡眠呢？其实社员们都习惯了，有人说听不见广播响还失眠呢。也有的勤快人六点就起床了，听新闻接受教育，然后出工去战天斗地。广播还是时钟，学生们根据其提示的时间上学。

那时的广播员，大多喜欢在广播上读报，我想，电台里的播音员要比我们读得好多了，因此一次也没有读过。当然上级的通知和文件还是要告之于众的。

当上广播员不久，就进入腊月。全公社开展农业生产大会战，要求各生产队突击往麦田里送粪。当年粪是庄稼的主肥，夏秋两季活路忙无暇顾及，一年里各家各户积的肥都堆在街道上，等麦田上了冻以后施入。越冷越要大干，领导指示我深入各队现场，了解情况，及时在广播上公布进度，好的表扬，对行动迟缓的懒汉，要在广播上严厉批评。那时人们喜欢夜战，一是夜晚天冷地冻得硬，便于作业，二是这样也能显示积极性。凌晨五点起床，我骑上自行车沿主街在村子里转一圈，街道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各生产队都热火朝天地动了起来。问了一下，有的队三点就来了，是我起来迟了。走到三队的地盘上，却发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没有动静。回到广播室，我立即写了一篇题为《致第三生产队干部社员的一封公开信》的广播稿，播了出去。后来三队队长见了我说，那封公开信让他们无地自容，如坐针毡。第二天才过半夜，他们就出工了，说是把头一天的进度补回来。这年冬季会战，我们大队拔了红旗，领导们都说广播配合得好。

1978年春，我改任谭家大队会计。一年之后，在报纸上看到有人撰文批“农村整天高音喇叭哇啦哇啦响，严重扰民”，此后不久，村子里就渐渐安静下来了，农村广播员这个职业，也从此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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