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天飘零的花朵
□刘红昌
平凹出了新书《山本》，又上了央视，整个西安城的朋友圈都在为先生刷屏。晚上睡觉前，我拉过枕头垫在腰后，拿起书。因闹了两天肚子的媳妇小鱼，认真地看着我问，你以后会不会成为贾平凹。我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随手拿起了床头略萨先生的《城市与狗》。书里夹了两个书签，一张是徐州博物馆的门票，一张是徐州文联在某酒店的自助餐券。餐券是两张，用订书针钉在一起，一张浅红色的，是午餐，一张浅黄色的，是晚餐，两张餐券上都盖着红红的章子。
我抽出后面的书签，从记忆中估摸的位置读了两段，似乎有些不对劲，把书签插进去，又打开了第一个书签的位置，试图寻找熟悉的段落。眼睛努力地带动着脑袋，好不容易才会回到那群顽皮而又可怜的孩子们中间。强撑着看了两段，却无法继续，脑子里都是小鱼认真的声音：你会成为贾平凹吗?
我似乎被伤害了，也似乎被鼓励了，合上书，溜进被窝，用原来垫腰的枕头靠在脖颈下，茫然地望着白白的天花板。我知道，我永远成为不了贾平凹，也不愿成为贾平凹。正如每一个人都是不可复制的一样，每一个人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的终极目标不是成为谁，而是找到我自己。
西安十年的写作停止了近半年。原来，我总将这种断断续续称之为便秘式写作，实则，这远比便秘更严重和过分，好比是已经病得住了一阵子医院，而被迫停滞了下来。是时候出去看看医院外面的阳光了。
也难免他人尤其是亲人和朋友会对自己抱有某种期待，正如我们通常会对某个作家、导演、艺人等公众人物抱有的期待一样，这期待于羽翼并不丰满的人来讲，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压迫。他人包括自己可以对自己充满无限的期待，勾勒着完美的未来，可未来的光明在哪里，不会有人指点，也不会有人搀扶，只能独自夜行，在黑暗中忐忑，也在黑暗中奋勇。写作于我早已不只是单纯而简单的快乐，它已经成了作茧自缚般的磨炼与重生。
天津的生活，短暂几个月，却如梦境一般。这梦充满了无限，却又使我无奈至极。梦醒之后，我决定重回西安，毅然去追逐另一个并不清晰的梦。
回到西安，在光明兄弟租住的村子我找了一间顶层的小房，村子的名字或许很有故事，叫糜家桥。房间小的只能容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桌。我戏谑着说，这就是进门就上床。光明兄弟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摩托，到处跑动着售卖炒花生。
花生是冬季里受欢迎的干果，容易储存而且畅销。我在房子里见到他的时候，他正扛着整袋的花生往楼上搬，看不见他的脸。我举起一包放在肩上，扛着往楼上走。没走几步，便觉得头重脚轻，左右摇摆着，身上压了几座大山一样，眼睛里冒着金花。光明说，每次进货的时候都要搬上近十包，每天出摊的时候只需要在车上放上两包就行。长期以来，光明兄弟的魄力和胆识总是我所不及并深以为钦佩的。我不会也不敢开着装满花生的三轮摩托在这个并不熟悉的城市中走街串巷。我和光明兄弟的差异永远都存在着，直到今天，他更像是一个男人那样去生活，而我总是显得软弱和胆怯得多。
我租住在院子的五楼，也是房东家最高的楼层。在我那间只容得下一张写字桌，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小饭桌的房间里，住着一个寻求未来的光棍汉。沿着房门口右边的栅栏，走上十来步，就到了平台上。平台上放着一排排铁丝笼子，笼子里养着十几只母鸡。只是觉得母鸡平时很安静，却轮值般地下蛋，房东阿姨每天端着竹编的筐子上来收蛋。很面善的房东老两口住在二楼，都是一副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的样子。那是我多年的租房生涯中，遇见的不多的无可挑剔的房东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会大声读书的房东。他改变了我对西安城中村房东的刻板印象。
有天清晨我突然听到铿锵有力的朗读声，竟是房东叔在平台上忘情地朗读《黄帝内经》，一部医学典籍被他读得如痴如醉，激情而澎湃。大约是因为我的桌子上也放着几本书，又戴着一副眼镜，多少也有些斯文，每日也没有上班族显得那么紧张，于是房东叔在每日晨读结束的时候总会跟我说上几句，大谈“阴阳五行”，我也是听得糊里糊涂，只是觉得房东叔很厉害，他是把早上站在高高的平台上在鸡窝旁大声朗读也当成是养生的人。
生活永远是检验个人最好的舞台。我独自挤着会产生生理反应的小巴车跑了几趟轻工市场。在负一楼小商品小玉器挂件批发市场买了些老板推荐的物件。我做买卖好像从来都不觉得是赔了钱，只是没有见到多少直观的收入，而货品却是越来越多了。手链到底不是人们的必需品，我的生意很是有些惨淡，业务需要转型。临近兔年的春节，街道上开始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我收起了玉器，开始出售毛绒玩具。我卖的都是些易储存的东西，总想着换不成钱，起码东西还在，不像水果蔬菜一样，过了期限总是要扔掉了。由此可见，我的性格中总是存在着某种缺陷，从事情的开始，我就没有信心做好它，一直在潜意识里给自己留条后路。不管我悲伤还是欢乐，兔年到底还是来了。我也开始在地摊上贩卖着各式各样兔子造型的毛绒玩具。过年了，忙碌一年的大家都放松了下来，忙乱而放纵地狂欢。逛街的人很多，人们花钱的时候也不像平时那样仔细和计较。
我用手机下载了兔子舞的音乐，放在摊位上，开着最大声音，自己也跟着节奏一起摇摆。left，right，go，go，go。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节奏。那种表面上的快乐绝对是自我意识里的一种欺骗，仿佛面带笑容跟着节奏来回摇摆的人不是我，而是另一个奇怪而可怜的陌生人。
最为心跳的一次经历是在钟楼出摊。地摊圈子里有一个不成文非官方的说法，看一个人摆摊是否有资历和胆识，就看他有没有在钟楼和小寨摆过摊。钟楼就从钟楼往北大街的方向，开元楼下的那个地道口旁，而小寨毫无疑问就是在十字的天桥上。跑了几天，也是实在找不到一个好去处，就傻大胆地想去钟楼试一下。我把两头系了绳子的床单铺到地上，摆放了几种形状的毛绒小挂件。能挂在手机和包包上的那种一对对的小熊卖得最好，因为摊位前总是密密麻麻来来往往的脚和腿，偶尔要有人停下来，基本上都会成交。不到一个小时，卖出了十几对小熊。小熊批发时是两元一只，一对四元，我的售价是一对十元，不还价。前所未有的好买卖，也是前所未有的忐忑。我不时地左瞅右瞅，看两边的摊位，若是一有风吹草动，时刻准备着拉起床单两头的绳子就跑。约莫半个小时的样子，城管到底来了，虽没有抓到我，到底抓住了摊位两头的几个人，没收了货物。大家仓皇而跑，四散逃离，像一阵风。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钟楼出摊。拿着包袱走进地下通道的时候，我觉得心脏还没有回到身体里面。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西辛庄。从天桥下的公交站一直到村子里，种目繁多的摊位浩浩荡荡地摆了几百米。城管也来，因不是主街，摊位又多，被抓住的概率较低，大家也就徒增了几分安全感。我卖的全是兔子，又总是跟着手机里的兔子舞不停地摇摆，在大家的感觉中，似乎我也是属兔的，我是兔子精转世。
一天晚上一老年人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要买一个十元的红兔子。老人搞了半天价格，说是给孙子娃儿买的，价格再活动一下。我又让了两块钱，八块钱成交。我几乎找完了自己所有的零钱，连兔子一起递到老人家的手里。心里窃喜着，今日总算开张了。老头拿着红色的兔子和零钱走后，左边的耳机说，兄弟，我看下你那张钱。我将红色的毛爷爷递给莱芜的兄弟，只听见耳机低低地说了一声，靠，完了，快追。这下我才意识到钱不对。耳机帮忙照看着摊子，我急忙钻进人流中，老人家早已不见了踪影。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白送了一只兔子，还给了那人几乎身上所有的零钱。
后来，那张崭新的假币我一直留着。在五桥村租房的时候，它就夹在书架上方一幅青绿山水画的画框上，再后来搬家，就随后加进了一本书里。我提醒着那位老人对我的伤害，也警醒着自己不要做伤害他人的事情。那晚，耳机兄弟给我说，有几个老年人，一年四季就在这些摊位上专门换零钱，一般看谁面生没经验就找谁。我上学太久，糊涂读了几年书，并没有见识过社会上的歹毒，那一次，我才意识到人不只是被人看到的那副样子。
有天，早上我去轻工市场补货，中午下挂面吃，躺在床上睡了一觉，只待养足了精神晚上好好发挥。下午早早地收拾停当，刚把大大小小的兔子成形成对地摆开时，天上飘起了雪花。准备了一天，今天又注定颗粒无收了。我轻松而悲伤。我可以即可收摊，赏着雪花回到小屋去看书了。沾染过尘土的毛绒玩具若是再飘上些雪花，卖相就是要保不住了。我拉低了比头大不了多少的棉帽，背着八里村当老师时买的登山包，抬头仰望着路灯下飞舞着的雪花，一股酸楚的感觉钻进鼻孔。身后的情侣时不时地在等车的人群中偷偷地亲吻着，大惊小怪地望着轻盈下坠的雪花，仿佛那是他们单薄的爱情。我耳机里播放着天津回来之后一直就深深着迷的那首歌：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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