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寅 扶助最后一位 关学大儒的豪士

李满星

近代，在西安有一豪士李寅，可谓文传两代泽当世。他和青年刘古愚订交，后不仅在生活上接济这位出身寒微、生活十分贫困的同学，还让他读遍家里的藏书，且悉心讲授。刘古愚得以“初窥学术门径”，最终成为关学最后一位大儒。

相识相交心心相惜

李寅，字敬恒，清道光18年出生于西安渭河北庇礼村的一个书香世家，其家族农商兼营。位于西安西大街的“德懋恭”,原为同治年间李家创设的德懋恭食品厂,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曾被慈禧太后钦点为贡品，至今仍畅销于海内外。

李寅为其母晚年所生，家人对其疼爱有加，注重自由发展他的天性和爱好。自少年时代起，李寅就喜兵法，火枪、弓箭都很娴熟。他曾经与一个军官比武，发六箭中其五，引得周围一片喝彩。年稍长，便不屑为章句记诵之学，与当时皓首穷经、热心科第的腐儒迥然相异。李寅“博学任侠，有经世才”，且性情豪放，颇有艺术才情，以李太白自命。

在关中书院求学时，李寅和贫寒的同乡刘古愚同学。对学业优异的刘古愚，李寅很是赞赏。二人品行相投，都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他们常漫步于城墙下，彻夜长谈。二人越来越投机，互相激赏，于是“订昆弟交”，至死不渝。对年长自己3岁的李寅，刘古愚则“事以兄礼”“经世为己任，以气节互砥砺”。李寅经常盛邀刘古愚等朋友到他家中聚会畅谈，酒酣耳热之际，指点江山，纵论时世，不觉颓然大醉，长歌当哭。

李寅的母亲是个孟母式的女性，对于儿子所交往的朋友，她必暗中审查，如品行不端则拒不接待，且命儿子与之断交。对刘古愚，李母则另眼相待。每逢他们醉时，李母便亲做羹汤，悉心照料；酒醒之后，又训诫开导。家庭贫寒、幼年就失去母亲的刘古愚，受好友的影响，自卑内向的性情开始改变，逐渐开朗起来，并向往“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那种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的人生。

接济好友助其成才

1870年，28岁的刘古愚，因家贫不得不从关中书院肄业，先在三原一村庄设馆从事家塾教学。李寅则百般劝说，请好友刘古愚回到咸阳原上（刘古愚是咸阳人）。次年，刘古愚在李寅家设馆，教李寅刚满10岁的儿子李岳瑞读书。李寅之所以聘刘古愚为家馆教师，固然是因为二人志趣相投，为学宗旨一致。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在生活上接济朋友。刘古愚在书院读书时，书院所发奖银及补贴他全部用来养家，自己则靠煮陈旧的仓米勉强度日。虽然结交了家道殷实的李寅为挚友，但他坚其操守，抱着”交贵者不托事，交富者不借钱”的宗旨，不肯接受周济，更不用说借钱了。李寅深知挚友刘古愚的性格，于是想出了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李母及李寅对刘古愚格外关照，每食必有酒肉，二人得以朝夕相处。诗酒酬唱，指点江山，思济黎庶。尚义任侠的李寅，取出家藏的《王文成公阳明全集》让刘学习。遇有疑难，年长于刘的李寅便悉心讲授，剖析精微，娓娓不倦。后来，李寅又让刘古愚读遍他家里的藏书。这对幼年便历经离乱、无力购书而诚心向学的刘古愚来说，不啻打开了一座宝库。此时，刘古愚开始“服膺阳明之学”，而李寅在学业上、物质上对刘古愚的帮助和影响甚大。后来刘古愚回忆说，这时才初窥学术门径。

李寅后考上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兴趣广泛，不仅对天文、兵法均有研究，且文学造诣颇深，喜作诗填词，有才子之誉。在任翰林院编修时，李寅狂放不羁，常常忧国忧民。喜则长歌，悲则痛哭，不掩其真性情。1876年，李寅感国是日非，便辞去翰林院编修，和赴京会试落榜的刘古愚一起回归故土。

他们归家的次年，关中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饥荒，李寅、刘古愚辅佐赈灾事务。他们开仓放粮，设立粥场，数十万饥民终于度过了灾荒。然而，不久瘟疫流行，他们因过度劳累而先后倒下。李寅患沉疴一病不起，于1878年去世，年仅39岁。大病初愈的刘古愚，为不幸英年早逝的李寅撰写了墓志铭。

刘古愚后来主讲于三原味经书院（后与宏道学堂合并），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数学、水利、机械等方面的人才，还给地处内陆的陕西带来了思想的曙光，“一代关中才俊，什九列门下”，刘古愚被尊称为关学的最后一位大儒。他虽没有直接参与变法活动，但“公车上书”签字的1300人中，陕西就有57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刘古愚的学生，“南康北刘”中的刘即指刘古愚，他被视为戊戌变法领袖。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梁启超对陕西近代学人、学风的描述如下:“清季乃有刘古愚以宋明理学自律,治经通大义、明天算,以当时所谓新学者倡于其乡,其门人同县李孟符(岳瑞)以之比习斋。关学稍稍复苏矣。”

豪士之德泽被后世

李寅子孙，皆受刘古愚教育，成就大业。

李寅之子李岳瑞，被刘古愚视同子侄，一直带在身边就读，长达10年之久，李岳瑞成为刘古愚最器重的门生。光绪九年，李岳瑞中进士，以灼灼才华和非凡见识，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先授翰林院编修，随之改任工部员外郎，后又任总理衙门章京。他挑头组织呼吁变法的关西学会，后扩大而为变法维新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其时，在京入会者186人，其中陕籍人士就达34人，且多为李岳瑞发动的、恩师刘古愚的同门弟子，所占比例之高，令南北诸省人惊诧。李岳瑞，不仅积极传递变法志士关于革新之条陈，还上奏光绪帝请求废除三跪九拜等繁缛礼仪；裁汰各官僚机构中的冗员；撤除或合并翰林院、詹事府等闲散衙门，精简中枢重叠的办事机构；提倡和西方文明接轨，穿西服，以取代长袍马褂。他还常把朝廷的重要情况转告给维新派人士以及国闻报馆，通过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主张。1897年10月，维新派志士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李岳瑞则主动承担了《时务报》在北京的募捐收款和发行工作。当时，李岳瑞将每期《时务报》给恩师刘古愚寄100份，以扩大其在陕西和西北的影响。李岳瑞还与梁启超等合著《中国六大政治家》，开启民智。并将康、梁介绍给恩师刘古愚，沟通他们之间的联络。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幽禁后，李岳瑞向宋伯鲁等维新人士密报消息，让维新志士从京师逃走，他本人则和宋伯鲁躲入意大利驻华使馆避难。后来，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并协助于右任筹办《民呼日报》《神州日报》《民立报》。辛亥革命以后，李岳瑞受北京政府的约请，赴京担任清史馆编修，撰写了不少列传、记事。后回到西安。1927年去世，享年65岁。

李寅孙、李岳瑞儿李浩然，民国时期《新闻报》的主笔，曾和陕西近代三杰于右任、李仪祉、张季鸾齐名上海。李浩然，字伯虞，幼年时与张季鸾同学，受教于刘古愚，13岁中秀才，1905年和张季鸾同时被公派到日本留学，1910年与张季鸾一起归国，在上海协助于右任办《民立报》，李张两挚友由此步入新闻界。1911年5月，李浩然受聘入《新闻报》，始任日文编辑，后任《新闻报》主笔，每日写短评、社论，将当时的世界及国内大事告知民众，以至民国报界有“北张南李”（北张，指《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之说。1941年年底，上海租界沦陷，李浩然毅然去职。其主持《新闻报》笔政长达近30年，受到张季鸾的称赞，张曾不止一次地说：“伯虞先生（指李浩然）的道德、文章，是了不起的，是我生平的畏友。”1923年，《新闻报》创刊30周年时，曾担任该报特约记者的张季鸾撰文推崇《新闻报》为“东方之泰晤士”， 他还称赞同学李浩然，“积尺寸之功，以成山岳之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浩然再次回到《新闻报》，后不幸遭遇车祸去世。于右任书写挽联：“文享两代传当世，祸患弥天哭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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