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严肃调查那些滥权的高校导师

黎青 作

杨宝德，这位来自湖北农村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2017年12月25日在灞河溺亡。故事并未就此结束，其女友在网上发表了题为《名校博士不堪导师奴役自杀身亡，导师冷漠无情不闻不问》的文章，质疑男友之死。记者获得的聊天记录显示，导师周教授对杨宝德明确提及或暗示的要求还包括：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1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在学术的江湖，杨宝德之死揭开的或许是另一种权力滥用的明规则：早上要去停车场接，拎包送水；还要陪酒吃饭、逛超市，帮她家打扫卫生，喝醉后还得陪打麻将；给自己熟人的女儿做家教……这是悖逆了师生关系底线的权力压榨。

更可怕的是，作为学生的杨宝德，他除了逆来顺受，大概别无退路。实名举报？这就跟医生举报医药代表、职工举报老板一样破釜沉舟，除非你当真不想干了。换个导师？大家都在一个熟人版图上，你想换，谁敢收呢。干脆不读了？十年寒窗苦，熬了这么久，让一个农村孩子放弃博士学业不现实。

虽然很难证明这种扭曲的师生关系与杨宝德之死之间有怎样的逻辑关系，但于情于理来说，让一个很有学业抱负的男青年兼职“男仆、家佣、家教”等多种私人角色，这不是权力任性是什么？联想到北航陈小武教授与对外经贸大学薛原教授的桃色事件，再联想到学术界顶级期刊的《Science》杂志在其官网上发表的《博士生们面临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阴郁诡谲的师徒关系，在中国高校顶尖人才培养图景中，还算是小概率的偶然吗？

两重错误，昭然若揭。第一，是身份错位。封建年代的传统师徒关系，才是人身依附之下的伦理关系，所以说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现在是什么年代？第二，是权利救济错位。像周教授这样无法无天的颐指气使，当然是少数，但值得反思的是，在制度救济的通道里，我们给杨宝德留下一条生路了吗？答案恐怕未必乐观。福柯的“权力系谱学”里，提出一个基本的论点：一个人的权力之恶，能隐射一个权力失控的图谱。在博士培养等权力较为“自由”的师生关系中，如果导师在制度上处于“失控”状态，其性格必然乖戾、其脾气必致嚣张、其作为必会失衡。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高校治理结构中，严肃调查那些滥权的导师并将其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这才是止歇悲剧的治本之策。杨宝德之死，或才有正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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