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我编副刊的那一段经历

铁路建设报 2017-12-21 07:08 大字

编副刊,行道里高大上的说法是:没有文学功底,是编不好副刊的。但是从新闻行业的角度衡量,又决定了这个角色与摄影和美编一样,只能处在新闻单位从属的位置。

但我是知足的,1989年10月之前我在一局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只是业余摆弄文字,是西安市作协会员,工余走读,陕师大夜大学中文专业毕业。转行调到报社,初始就得到了报社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感觉价值得到了体现,便一直乐此不疲,直到2006年中期离开副刊岗位。一晃十来年,成了铁路建设报在西安复刊后、在此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副刊编辑。

编副刊虽说是“踢球打弹”,但是在把好报纸的大方向上,却不能疏忽。上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上各种思潮此起彼伏,而企业经营处在困顿之中,受砸“三铁”、“我们也要当打工仔”等氛围的影响颇深,副刊以积极向上的作品鼓舞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加之,那时候企业成熟的作者相对少,仅以文章的语言为例,半生不熟、无节制、信马由缰的占了多数。副刊更讲究文采,因此,考验的是编辑的编稿能力。

1992年8月初,我收到基层一篇散文,说的是新疆古尔图大桥工地,一个有病的年轻女工,一直瞒着工程队领导坚持工作,不幸病逝在工地上的事。文章内容好,可叙述繁复拖沓,调子有些低沉。为符合刊稿要求,我认真梳理磕绊的文字,使之叙述流畅,将文中主人公对筑路工作的热爱,对生活采取的积极乐观的态度,对美的追求,这样健康的内容凸显出来……“梳妆”后的散文以《窗外总是不圆的月》为题,在8月11日的副刊头条刊出,文章散发着时代精神,以及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给人以伤而不悲,诗意的美感。当然,编稿也有顺手的时候,1995年1月30日我约来的一篇题为《望着那些出土“文物”》的散文刊出,内容描述的是几个老工人,在兰新复线新疆某戈壁滩上发现一个沙坑,里面埋的不是宝物,而是他们三十多年前修筑此线时遗弃的旧物……文章内容真好,编辑时只需抹去些多余的感伤和议论的部分,使之更符合刊出的要求即可。

引导很重要。偏重刊出那些仅仅抒发一己之情,内容一味唯美的作品,就会引得类似稿件接踵而至,令人不胜其烦。本报姓“铁”,不能偏离办报方向。我坚持选编那些具有一定新闻性、反映筑路人工作和生活、情深义重的作品,如2002年11月15日刊出的散文《是泪,不是雨》,写的是作者在朔黄铁路铺架时,与贫困的房东家四个失学孩子之间点滴交往的故事,文章张弛有度、质朴无华,细节感人,热情地颂扬了底层民众的淳朴和善良。文章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读者。1995年3月31日刊出的报告文学《争强好胜的我啊》,在企业内部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一些读者来信,说是含着泪读完这篇记述女筑路工王兰芳,奋战在兰新线上的事迹文章的。后来,此文经报社其他同事整理,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亦趁热打铁,将之加工发表在《家庭之友》杂志和《西安日报》上。文章产生了那样好的效果,对编者及作者是不小的鼓励,对文中主人公和所在单位,对企业所产生的效能更大。

总之,我编辑过的那些达到了艺术性,兼具新闻性,与筑路人的情感紧密相联的文学作品,很多年过去了,依然给我留下印象,如散文《老石匠》《男织》《小草》《珍贵的地图册》《深深地怀念你,嫂子》,还有《找信号》《饭》《小路》《回信》《风雪中》,小说《今夜月亮很美》,诗歌《大碗酒》等。

以上多数作品,在总编刘少英支持下,收集到了我在2000年底编的报社散文集《山影》之中。二

副刊姓“副”,娱乐性功能不能少。从1990年12月起,我在副刊开辟了“工程队轶事”专栏,将基层职工的口头传闻、发生在工程队的新鲜趣事移至版面上,深受筑路人喜爱。如《杨大侠》《错婚》《方言趣话》《背媳妇》《局部的故事》《代写情书》等,其人其事或可爱、可颂,或可笑、可憎,在轻松诙谐、令人快乐中,使读者受到感染。此栏目也成了那个年代铁路建设报副刊的招牌栏目。

此外,有些符合筑路人欣赏习惯的作品,不适合在“工程队轶事”栏目里刊登,就以故事和小说形式刊发,如《“亨特”与“麦考儿”》《我们队上的胡涂涂》《二娃进城》《办公室里缺主任》等。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90年起,在副总编任莫主持下,用了近一年时间,约基层两位成熟作者,以小说形式陆续刊发了10篇题为《刘毛稀》的作品。篇中人物刘毛稀来自工程队,淳朴善良、又刁钻巧油;爱钱,而不乱贪;上当吃亏,但能悬崖勒马;爱做好事,可采取的方法不可思议;想干好工作,却又做法欠妥……小说以生动的语言、富含戏剧性的情节,烟熏火燎原生态的人和事,吸引了大批读者,一时传为佳话。

在此基础上,在报社支持下,我主持开办了月末版,使报纸的社会性、娱乐性功能大增。再后来,月末版到社会上公开发行,我编副刊挪不开身,就交给了记者段慧军主持。

受此影响,那个时段,总编钱之强的散文《杜鹏程与铁路建设报》在本报1994年11月29日副刊上刊登,很快又刊登在《人民铁道报》上。我国著名版画家修军去世,他与一局有关的轶事在1994年8月30日的副刊上立即刊登出来。我那时也很积极,采写过中国人在国外闯荡、国内南漂北漂的人物故事,采写过局文工团老演员林子、崔洛文参演张艺谋影片《秋菊打官司》的趣事,著名笑星郭达与爱人的纪实文章等,在本报及外报外刊发表。

进入2000年代,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的数量逐渐增长,副刊及时刊登随笔和杂文,文章思想性和时代感强、品味较高,适应了这部分读者的需要。

后来,我采访的时候多起来,并随着经验积累,领导器重,离开了副刊岗位,开始编二版和一版,传帮带报社陆续进来的一批新人,协助总编柯满堂、副总编段慧军,总编杨峰做业务工作。

现在内退了,可是依然怀念在副刊时的那段经历,是它让我懂得了谦逊,懂得了“编辑”这两个字的价值和分量。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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