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与中国传统文化

◎刘宁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重量级作家，纵横文坛四十余年，我们能感受到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中的晚明小品味道，入关中后，其作品的秦汉文化气度，《废都》《白夜》《土门》等小说弥漫的颓废美学气息，以及晚近《老生》透显出的上古神话意味。就审美而言，贾平凹创作经历从独抒性灵到海风山骨的嬗变过程，然而，无论如何变，他都将自己创作的根须深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从中生长出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人生的丰硕果实。

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

艾略特曾在其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讲：“如果我们不抱先入的成见去研究某位诗人，我们反而往往会发现不仅他的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们，也就是他的先辈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贾平凹就是这样的作家，传统文化于他如同渗透在他血液中一样。他说：“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会使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西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看来，贾平凹很清楚自己的文化传承，可将其概括为三个阶段：

第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主要是从京派小说和明清小品文中汲取营养。孙犁是贾平凹的第一位老师，他喜欢孙犁文章的清新秀丽，喜爱他的语言，更倾心于孙犁晚年作品，他认为：“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疾病的自在。”有这样的认识便会有这样的作品，《丑石》《一棵小桃树》等具有纤弱秀丽风格的散文，可谓是学孙犁的产品。但很快贾平凹就被京派作家的风俗画，诗情画意的乡村生活描写所吸引，八十年代中期，他学习沈从文《湘西》《湘行散记》的笔法，写出《商州》《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这时，“独抒性灵”成为贾平凹强烈的文学诉求，他表示“我喜欢过‘性灵派\’文人，读过‘笔记小说\’，感慨并忘情过元的戏曲及明清的叙事小说。”诡异的叙事风格注定贾平凹不再属于清新婉丽派，商州的楚巫文化赋予他神秘秀丽的艺术趣味。

第二，大概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5年（这一阶段与第一阶段有部分重合），贾平凹的创作有了秦骨楚韵的审美意蕴。1972年，贾平凹由商州而入西安，地理空间的转移带给他独特的文化感触。巍巍乎红日白云，荡荡乎渭水长随，萧萧乎朔风劲吹，浩浩乎大道扬尘，关中的独特风土民情，让贾平凹真切感受到与陕南迥异的文化风景，尤其是秦砖汉瓦铺陈于三秦大地之上，断石残碑掩埋于三辅田埂之下，霍去病墓前一只卧虎更是惊醒了他的艺术感受。“‘卧虎\’，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正是我求之而苦不能的啊！”无疑，这是陕南楚巫文化与关中秦汉文化最有力的一次碰撞，它使贾平凹陡然意识到“我警惕了顺着性灵派的路子走去而渐巧渐小，我也明白我如何地发展我的粗犷苍茫，粗犷苍茫里的灵动那是必然的。”于是，散文《秦腔》《关中论》《黄土高原》《陶俑》《走三边》等一系列雄浑阔大的作品应运而生。他对《史记》产生了莫大兴趣。他反复研读《史记》，想从中吸收更为新鲜的养分，1986年问世的《浮躁》多多少少可以看到贾平凹以史传手法创作的理念，虽然他很快放弃了这种写作模式，但是大汉雄浑、拙朴之风却镶嵌在他生命中。他尤好收集汉罐，认识到“景泰蓝于它太小气，三彩马于它太华贵”；认识到民族文学艺术的精华是汉，而不是唐，并多少怀疑起今人强调时代精神，并不是强调所致，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文化现象，此后，他的文章就似汉罐一样旷达古拙。于日常生活中悟道，于天地人间提升，这个时期的贾平凹已然是一位创作理念成熟的作家。他吸收秦文化的刚烈勇猛，感受汉文化中包含的楚文化因子，那来自商州的楚巫之风在他的骨子里日益发酵，诡异、古拙、大气，秦楚文化交融后具有的特质在他的作品里都呈现了，他将之称为“秦骨楚韵”。

第三，从2005年至今，追求海风山骨气韵，从童话、上古神话里汲取文化滋养。《古炉》《带灯》《老生》是这一阶段的作品。在写这些作品时，贾平凹已经越过五十岁了，写作于他已是老生常谈。此时，人老，笔亦老，海风山骨的追求表明他开始重视一派苍茫的重厚感，注重那些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实际整体上却清明透彻的审美风范。《老生》是浸透这一文化内涵的代表作品。《山海经》里一座山一座山地介绍，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老生》里贾平凹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展现百年中国，真应了那几句话：“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风起云涌百年过，原来如此等老生。”中国神话散见于各种古籍，而以《山海经》最多。《山海经》涵盖了上古地理、天文、历史、神话、气象、动物、植物、矿藏、医药、宗教等方面的诸多内容，记载了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可谓是上古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现在那股海风山骨终于以裹挟着《山海经》大段大段原文的形式出现在贾氏作品里，这不能不说是贾平凹创作的又一次新变。

非常有意思的是，由现当代上溯到明清，再到秦汉唐，最后到上古，贾平凹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营养是在不断地上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是由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源头文化浓缩性大，越往下发展，不断被稀释；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年岁增长，贾平凹对于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的体验日渐加深，向上追溯寻求，也是认识提升的结果。人类在童年文化看似混沌的，但却是最包罗万象的。然而，无论如何，贾平凹所有对传统文化借鉴的目的最终都指向营造意境的目的。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极其重要的一个美学范畴。它是一种以作者主观体验到的人生情绪与作品描绘的客观物象融会贯通而形成的审美境界。贾平凹在写作《太白山记》时开始使用意象，到创作《怀念狼》时，则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而到写长篇小说《秦腔》时，完全用琐碎生活去表达精神指归。不言而喻，营造意象是贾平凹诗意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而营造整体意象，是他用整体观来观照中国文化的理念体现。中国文化从本质上讲是诗性的，整体观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特质。如此说来，贾平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是深厚的，也是多层面的。

现代意识与时代精神

然而，如果将贾平凹的创作仅仅归结为受传统文化影响，这种判断未免过于简单。中国现当代文学既有传统文化因子，也有强大的现代文化因素，忽略其中任何一方都是偏颇的。对此，贾平凹毫不避讳自己对现代性的追求。他说：“别人之所以印象我是传统文人，可能觉得我长得很土，衣着和举止也土，而且行文中古语多，作品的形式是民族化的，又喜欢书法、绘画和收藏呀，其实不知我内心是很现代的。”那么，贾平凹所讲的现代是什么呢？在我看来，是指他的现代意识。一是指对城市文明病的批判意识。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突飞猛进，物质产品日益丰裕，交通运输方式不断推陈出新，而当物质生活支配着一个国家民众生活的时候，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候，整个社会便充满穷奢极欲式的虚假和妄狂的需求，到这时，整个文明都大堪忧虑。在贾平凹眼里这是一种人病。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种族退化。《高老庄》里的人头大腿短，一代不如一代，《怀念狼》中人不如兽的状况，它们都象征着西部中国在现代文明的侵入下虽然改变了往昔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却出现了生命退化的迹象。其次，呈现出来的是人性扭曲。第一种情形是情感萎缩。现代社会的利益交换原则淡化了传统社会人们遵循的道德操守，无为、冷血成为现代人的情感描述，就连人类最圣洁的爱情也迅速在现代社会凋落，《病相报告》与其说作家在写胡方的爱情，不如说在写老头有病，与其说写老头有病，不如说社会沉疴已久，爱情也已成病，足见人类情感的扭曲。第二种情形是异化。异化本意是指疏离、疏远，后来演化为人与自己的本性分离，以物的形式存在的意思。异化源于人的自我分裂和无形的力量对人精神的支配，《高老庄》里的子路睡梦中变猪，《怀念狼》中的“人狼互变”都隐喻着动物界逃避了人类符号和价值的驯化，反过来象征了隐藏在人心中的无名烦躁和癫狂。《白夜》里的颜铭以假面示人则折射了现代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假象。第三种情形是呆傻和疯癫。它们皆属于人类无理性的表征，疯癫更是一种典型的“人病”（神经病）。在引生（《秦腔》）、石头（《高老庄》）、黄专家（《怀念狼》）这些具有呆傻、疯癫特征的人物身上，隐含着“人类理性已遭惨败，那挥之不去的东西却像幽灵般接踵而来。”一言以蔽之，贾平凹的“人病”体现的是一种以现代理念为观照，而产生的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忧患意识。

二是指人类意识。在贾平凹看来，现代意识即是人类意识。地球上大多数的人在想什么，我们就应该顺着潮流去思考什么，才是出路。比如，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但不能不承认他们仍在考虑着人类的出路，于是他们的文学多有未来的题材，多有地球毁灭和重造人类栖身地的题材。而我们，因为贫穷，得先关心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长久以来，导致我们的文学都是现实问题的题材，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虚荣，去回忆祖先曾经的荣耀。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更应该关注民族性情，关注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行为习惯，应该考虑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才能使人活得有尊严和自在。而当一位作家对本地域的民众和文化的关注超乎寻常，并上升到对整个人类问题的思考上，他就具有了全球视野，拥有博大情怀。从这一点讲，贾平凹是现代的。从地域走向世界，是任何一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人生期望，为越来越多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关注应是当代中国作家创作的伟大追逐。

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传统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有许多僵化的东西，外国现代派的东西有绝妙，但也存在着许多与我们民族在文化结构和心理结构上的不同，如何从中走出一条道路，这是贾平凹四十年来一直心向往之和艰难探索的问题。现代意识就是要立足中国传统，把握传统与现代的精神契合点，直面当代中国现实，把握时代之精神，从而书写出中国好故事，塑造出中国新形象，并从中提炼出当代中国创造出来的新文明。贾平凹是最善于讲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的当代名作家。他敏锐地把握着时代脉搏，及时地捕捉住了时代气息，即他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且不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改革三部曲反映了变革浪潮，《浮躁》概括出了改革之中人心浮动、激荡的社会心境，《废都》体味的是二十世纪末的社会悲凉，《带灯》关注的是当代中国乡镇的诸多棘手问题，《古炉》展现的是中国基层“十年浩劫”的历史轨迹，《老生》则是由今上溯百年的中国社会史概说。四十余年来，贾平凹从未停下自己手中的笔，他的创作紧紧地拥抱当代中国现实。

重建刚健清新的民族文化

然而，如果仅有这些，贾平凹尚且算不上大作家，因为所谓大作家必须对社会现实背后隐含的文化做出自己的判断，并拥有自己的回答。不必向作家征询他的创作意图何在？因为作家在作品里已回答了一切。贾平凹对商州世界原始生命力的彰显，对楚巫文化的再现，秦汉审美的推崇，上古神话的青睐，其最终旨归都指向文学民族化的探索，就思想而言，那就是民族文化的重建。

文化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人类创造文化为的是要增进他们生活的价值，所以拉长了看，一个对于生活没有用处的文化要素，不论是物质的器物或是社会的制度，甚至信仰的教条，决不能长期保留。因而，需要根据社会生活去对现有文化进行重构。而要重构，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当前文化的弊端何在？在贾平凹看来，当代中国文化颓靡、浮躁风盛，正需要五味子一类的草药扶阳补气，填精益髓。所谓五味子，即贾氏所倡导的“大汉朔风”。之所以倡导，首先在于，贾平凹认为汉文化刚健、雄浑之气有利于抵御社会的浮躁、颓废气。其次在于，唐代文化虽然呈现出雍容大度的风姿，但是这是一种盛极而将趋于衰的文化，因此不及西汉自然、拙朴文化更有利于疗救社会病症。其三，汉文化的魅性之美有助于激发当代人的生命热情和想象力。历史上虽则强秦灭掉楚国，但是汉王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楚文化的胜利。汉初君臣皆来自楚国，汉宫之中盛行楚歌、楚舞，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文化依然保存了古楚文化的神秘、野性的特征。中国文化历来以儒家为正统，儒家重实际而轻玄想，与艺术的境界相去甚远。那神秘浪漫的楚汉文化打破了中原儒家文化庄严，乃至呆板的传统，为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和活力。贾平凹生长于秦头楚尾的商州，商州之地重鬼神、好淫祀，这个地域形成的鬼巫文化与其产生强烈的心灵感应，因而，他善于在巫鬼神怪的描摹中，彰显楚汉文化的魅性之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疑是宏大的，而传统文化也需要发展和超越，问题是，超越传统的人必是会心于传统这种神妙体验的人，又恰恰是懂得把自己摆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险境地，孜孜以求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不朽之点。

除却对传统文化的吸收，重构民族新文化还需要对人类现代意识进行追踪。因为如果舍去现代意识，即就是再健康的文化机体也难以保持气脉和血液的畅通运行，对此，贾平凹心领神会，并寻找到中西方文化融会的交合点——生命意识。对生命的尊重，人性的推崇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心。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命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因而，贾平凹深入民间，从山川河流、节气时令、婚娶丧嫁、饮食起用、山歌俗俚、五行八卦、巫神祭祀、美术舞蹈等方面作考察。尽管民间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但是它有确切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核心，它的物质形态可以包括民间社团、地下刊物、巫术仪式、婚丧嫁娶活动等，精神核心在于独立和自由品质。贾平凹的民间文化精神内涵在于：雄强，不怯懦；真诚，不伪饰；自由，不拘泥，它来自商州的民俗熏染和江山之助。四十余年来，贾平凹以他的文学创作提出种种重构民族新文化的设想时，商州便成为他取之不竭的宝库。首先，他以剽悍的动物形象试图唤醒现代人旺盛的生命意识。在贾平凹的笔下狼的野蛮、凶残，对血肉的追逐不断地像钉子一样在人们的意识里一寸一寸往深处钻。于是，对狼剽悍个性的彰显，以及由此而上升为对生命力孱弱的鄙夷与对强悍的赞叹，便分别成为贾平凹对当代文化的批判与构建非常重要的支点。其次，以炽烈率真的民歌呼唤爱情。民间虽是浑浊，但也存在自由和热情，这是一切文明社会人所无法享用的一种生命的欢畅。商州系列作品里酣畅淋漓地唱出民间情爱的大胆和热烈。“郎在对门喊山歌，姐在房中织绫罗，我把你发瘟的早不死的唱得这样好哟，唱得奴家脚跛腿软腿软脚跛，踩不动云板听山歌。”人性中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在于性爱。姐儿歌里无所遮拦的爱欲充溢着礼教所不能禁锢的生命力。再次，以土匪放浪形骸的个性展示自由的生命精神。所谓自由是指拒绝一切附庸地位，摆脱各种庞然大物的胁迫、利诱，从而进入能够随心而生活、率性而为的境界。1990年代贾氏写下“土匪系列”作品以抵制社会的颓废之气。可悲的是，当现代化推进至中国边缘落后乡村时，民间旺盛的生命力还是否能够存在？

显然，当代社会是现代科学技术迄今为止迅猛发展的时期，也是个充满悖论的时代。一方面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探索研发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另一方面人类遭遇极大的生存与精神上的困境。作为知识分子经常是以批判之力，发挥推进社会的作用。贾平凹在西部中国出现废乡、人病迹象之际，试图对当代文化进行重建，虽然其民族文化重构有一定的缺陷。一般而言，文化含有物质和精神的两大主要成分，即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贾平凹注重的是民族文化精神方面的建构，至于器物、社会制度等层面都没有涉猎。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作家，一种新文化的形成是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地对古今中外现有文化的选择、改造与综合的过程，这项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时代经济、政治变革，以及由经济、政治的变革而引发的文化转型，这期间需要文化自身对既有传统的批判继承和推陈出新才能得以实现，贾平凹的民族文化重构设想，是中国当代作家以强烈的感时忧国精神参与中国文化自信建构中来的一个良好开端。

刘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研究员。2014年获得第六届冰心散文理论奖，2015年获得中国散文三十年散文理论奖，2017年获得第九届西安市社科奖。已在《文学评论》《文艺争鸣》等国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著有《当代陕西作家与秦地传统文化研究》等。

本版贾平凹国画作品，由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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