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交谊舞
舞禁初开
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年。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舞会上，一对青年男女优美地画着华尔兹的圈，女子与男伴的距离保持在20公分开外。女的名字叫盖丽丽，著名演员。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
当时参加舞会的人很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在此之前，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文革期间叫封资修，那次大会堂舞会是一个信号。
那年10月，还是建国30周年，国庆联欢晚会同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舞会逐渐成为惯例。青年军人王朔，回家探亲搞到了一张票，也去参加了。但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感到世道变了。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回到部队，王朔跟头儿说他有路子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于是揣着3000块钱，去广东倒走私彩电去了。再后来，彩电没倒成，王朔复员成了作家。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青年王朔，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觉世道开始变了。
民间舞会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在那个夏天的颐和园，摄影师李晓斌拍下了一对北京的时尚青年，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摇摆舞是时髦到极致的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这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越来越多。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那两年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
当时，西安出了个全国闻名的跳舞案件。一个叫马燕秦的中年妇女，在严打期间举办家庭舞会，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主要成员，都被判了无期徒刑。
红裙子解放了思想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这来自于一部时尚电影的跟风。电影的名字叫《街上流行红裙子》，讲的是上海纺织女工，比赛穿漂亮衣服的风潮。
大街上，不止是裙子，红色像病毒一样四散传播，从坤包、皮鞋，到遮阳伞、发展到极致一身红色成了当年的流行之最。
那一年，纺织品的消费节节攀升。伴随其间的是妇女地位的大幅提高。红裙子解放了肢体和思想，交谊舞的解禁重又提上了议程。1984年10月19日，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这一做法，划开了中国娱乐业封冻的冰面。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种类型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1986年王蒙复出，当了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一夜之间，各单位的工会都开始发动组织舞会，但由于交谊舞禁得太久了，工会还要负责教跳舞。
于是，出现了一批专门开班授课的交谊舞专业人员，其风靡程度相当于后来的MBA培训班。杨艺就是其中之一，1985年他每个月教授交谊舞的收入已经达到千元，是一个普通公务员月收入的20倍。1991年他把交谊舞的教学搬上了电视，成了最早的百万富翁。 (摘自《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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