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村遗忘的梦想 □刘红昌
给妻子买了胃药服下，等儿子洗漱完毕收拾上床又第二次讲了十页《父与子》。都睡下了，房间里竟显得空旷而冷清，门窗的缝隙透出的风吹过来，草绿色的窗帘胡乱地摆动。我走进书房，开始面对另外一个自己。我也身心疲倦，可又不愿就这样睡去，总觉得生命有限，也因为还有另一个没有困意的自己在等着我。
西安十年的故事，无论好坏，还在继续着，没有过多的情节，没有起承转合，不会引人入胜，也不会让人难以忘怀，只是一个农家子弟入城生活的平常记录。我告诉自己，不讨巧，不卖弄，不浮夸，贴着自己的心，憨憨地讲，慢慢地说。
近日朋友相见多有聊到西安十年的话题，听到不常相见的朋友也说在读我的文章，常常觉得心里有些发憷。我仿佛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在一件件地脱去自己的衣服，将要赤裸着出现。我知道，我笨拙的讲述如果还能吸引到些许朋友们持续地关注，那大概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或是在这没有虚假的讲述中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某些过往和瞬间。
我固执地认为，写作最大的读者就是自己。一个人只有真正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他的表述才有可能具有某种精神的属性和价值。
正如对文字的偏爱和痴迷像宿命一样，来到八里村的学校教书似乎也是上天的安排。八里村的故事同样也不离奇，却是能称得上朴实而快乐的时光。做了不久的教务助理，做些分发教材之类的事情之后，我被分到一个班级做班主任。班上都是高中毕业的学生，小我四五岁。我开始为他们讲授《大学语文》，虽个别篇章有些吃力，因为提前做了些功课，还算能过得去，继而又为两个幼师班讲《应用写作》的课程，还为其中一个班带了《心理健康》的课程。后来学生处的工作几经易手，也交到了我的手上，之前的同事有考取了编制，有的去了街道办，有的去了邮政储蓄。负责了学生处的工作，我就琢磨着搞校园活动，后来在赵校长的倡导下，学校决定编撰内刊类报纸《树人通讯》，我任主编。学校的老师也只有刚哥和我能写，我俩每期写上两三篇，最多的版面都留给初入城市的学生们。
周末的时候，有家室的老师都回家了，在西安求学生活过的老师们也都有去处，我就成了孤家寡人。偶尔也带比我入城晚一点的学生去逛公园，一次带学生游玩我刷公交卡，一次刷了近二十下，司机在等着我，满车的乘客都在看着我，虽有些尴尬，但孩子王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学生们也与我亲近，周内我是他们的老师，周末的白天我就成了导游，周末的夜晚我又成了宿管。在周日的夜间，校园里常常只有我和小卖部的东哥。东哥也是商州人，厚道，爱开笨笨的玩笑，不笑不说话，一笑两粒南瓜籽一样的虎牙就会探头探脑地出来。东哥知我喜欢阅读，在我25岁生日前后，送我一本《瓦尔登湖》。这本经常被冷落的文学经典跟着同样奔波的我奔波了许多年，在五桥村的小书架上落下了一层灰灰的尘土，书页上方都变了颜色。在我初去美术馆的相对清淡的早上终于读完了这一本书，这一本散发着金子般智慧的好书。书里所描绘的清净和智慧虽让城里打拼的年轻人常觉得无法融入，似乎有消极出世的思想，但作者独特的经历所提炼出来的生活智慧、生命的意义，以及对自然和人类命运深刻的认知都是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永远应该被记住的一页。可那时，我几乎中断了文学的阅读。
刚来学校时那种心态慢慢地又起变化，再返校园的我竟然勤奋而快乐着，认真、热情和宽仁似乎都是我作为“孩子王”的天分。我生活得很单纯，一如天空的透亮与蔚蓝。
学生们用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排练了一场教师节特别的演出，载歌载舞，用节目表达了这些纯朴孩子们的感恩之情。山里的孩子是纯朴的，刚毕业的老师们也是走心的。十几个学生代表跑到教工办公室准确无误地将每个热水杯送到老师手里的时候，老师们都流泪了。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全体师生起立同唱的周华健的《朋友》，副歌部分被反复歌唱，台上的老师面对台下的学生，台下的学生面对着台上的老师，意犹未尽，依依不舍。师生们的情绪一波又一波地高涨，根本无法停止。学生们最大的享受和满足就是陶醉于这种看似幼稚可笑的小儿游戏般地在他人看来或许是微不足道的师生情分之中。
我组织学生们搞了一场主题征文，主题就叫来到西安之后，就是想让孩子们意识到井底之外的天空是什么样子，要记录他们的惊恐或新鲜。结集出版的内部刊物，取名字叫《在路上》，在乡村走向城里的路上，也走在城里从陌生到熟悉的路上，走在自己并不确定未来的人生的路上。我满怀热情地写了后记《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如今回望，我知道这些年轻的句子是写给学生的，也是写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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