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德（九）
□雷盛成
D.天下情怀
——古代对官员文化胸襟的重视
天下情怀，乃胸怀天下的情感和心境。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和平天下看似相似，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平天下是要求官员要有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要以胸怀天下、拯救苍生为己任，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宠辱得失、权利之争。对官员“天下情怀”文化胸襟的重视和要求，自始至终融化于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理念之中。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大意为自古以来，就有亡国的事，也有亡天下的事，如何辨别亡国和亡天下呢？那就是：易姓改号叫作亡国，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以至于达到率领禽兽来吃人，人与人之间也是你死我活，不分输赢不罢休，这叫做亡天下……因此，首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后才知道保国家。保国家，是位居国君和臣下的那些统治者所要考虑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
梁启超在《饮冰食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主罪方·三》中则形成八字联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把“天下”与“国家”合二为一了。
可以看出，顾炎武的“国家”概念是一家一姓之“私天下”，“亡国”不过是“易姓改号”、朝代更替而已；而“天下”概念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文化秩序，亡之则“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因此，他认为保护当朝之国是统治阶级的事，而保护天下秩序，则每个人都有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利益决定立场。政治文化秩序的破坏，必然涉及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因此“匹夫有责”；而“易姓改号”、朝代更替，与一般百姓并无关系，“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这也符合前边我们讲到的，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阶梯状的，是逐层递进的。
很显然，在顾炎武那里，他把“亡国”与“亡天下”进行了区分。而梁启超则把二者合而为一，但从其“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 “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来看，其“匹夫有责”仍然是以“政治文化秩序破坏”为主的，是否把这一点归之于当时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令其把当时的“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不过，总的说来，匹夫之责在于为自己争取权利，则符合人的本性；如果将“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拿来以为己任，未免是被忽悠的结果……
当然，顾炎武对“国家”和“天下”的论述，毕竟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我们在理解时应予辩证视之。
总结古人的天下情怀，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
忧识，忧患意识。站高远谋，尽职履职，忧国忧民。
学识，才华能力。具有治国理政的知识本领。
胆识，担当精神。不畏艰险，放挑重担，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
器识，宽广胸怀。常怀天下苍生，不计个人得失。器者，容器，能盛装东西，有容量。器识即为器量和见识。《新唐书·裴行俭传》：“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清华大学老校歌亦有歌词：“器识其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
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士大夫都有这种天下情怀。东林书院有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宋朝著名诗人蔡正孙有诗：“肩上纲常千古重，眼前荣辱一毫轻。”北宋理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社会创立一套以“仁”“孝”等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系统，为民众选择正确的命运方向从而确立生命的意义，为过去的圣人继续恢复儒家学说，为千秋万代开辟太平盛世。明代著名谏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有诗：“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唐代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因皇帝信佛，上《谏迎佛骨表》，力谏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差点被定为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 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确有八千里之遥，那路途的困顿是不言而喻的。当韩愈离开京师不远到达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大意为：一篇谏书早晨上奏给皇帝，晚上就被贬官到路途遥远的潮阳去。想替皇上除去有害的事，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云彩横出于南山，我的家在哪里？立马蓝关，大雪阻拦，前路艰危。知道你远道而来定会有所打算，正好在瘴江边收敛我的尸骨。这里“肯将衰朽惜残年”句，反映了作者浓烈的天下情怀。
林则徐在充军新疆的途中赋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大意为：能力薄弱而责任过重，很早以来就感到精神上难于应付了，再竭力干下去，我这衰老的身体和平庸的才能一定不能胜任了。假如对国家有利，我可以把生命交付出来；难道可以有祸就逃避，有福就迎受吗？只遭遣戍，是皇上的恩泽，自己缺乏才能，正好当一名戍卒以养拙。我开玩笑地给老妻讲了杨朴和苏东坡的故事，跟她说，你也尝试做首“断送老头皮”那样的诗送我吧！林则徐这首诗作于1842年8月，当时被充军去伊犁途经西安，口占留别家人。诗中表明了他在禁烟抗英问题上，不顾个人安危的态度，虽遭革职充军也毫无悔意。
当然，最能体现中国士大夫天下情怀的，当属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何等的胸怀——忧患、牵挂、责任、担当！正因为有这样一群具有天下情怀的士大夫，才推动着朝廷的兴旺、国家的强盛。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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