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乡约 □秦延安
“我娃要学好,乖乖的,听话,千万不敢学坏,千万不要做偷鸡摸狗的事,要不然会被别人吐唾沫,戳脊梁骨的。”婆说这话的时候,窝着嘴,眯着眼,一边忙着做针线活一边对我进行着说教。“咱家人,从你老爷到你爷,再到你爸这一辈,可都是行事端正做人正派,从没让人说过一句闲话。”
婆的教诲,就如屋外的秋阳,“皜皜乎不可尚已”。虽然当时只有五六岁的我,对婆的说教还有些懵懂,但“学好,不做坏事”却如一条准绳,让我心里有了泾渭分明。在那些年里,因为天性顽劣,我没少挨过罚,就像门前的杨树只有砍掉横生的枝条才能长得笔直,只到多年后,我才明白,不仅是家人,村子里的人,甚至更多的国人,都把品行看得很重。而维护名誉、保持作风的传承,便是乡人口口相传的“学好,不做坏事”。这一句“口头禅”缘何有如此大的魅力?直到遇见陈忠实的《白鹿原》,我才知道,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吕氏乡约》。
“相互约定、自我约束、礼俗相交......”看似难,实则简。943年前,由陕西蓝田的吕大钧兄弟制定并推行的《吕氏乡约》,通过社会舆论、自我约束、相互监督和必要的奖惩来规范个人行为,促使邻里和睦、守望相助。这一种建立在关学思想基础上,继承了“明礼教,敦风俗”的致用宗旨和传统文化“明德慎罚”的德治传统,不仅弥补了法律与习俗之间的空白,还改变了民风。一推行开来,便如春暖花开般,香艳万里。而这一种村民自觉执行的约定,在日久暖人心的实践中,也形成了特有的关中风情。
因为相互约定,所以关中人秉承耕读传家,注重品行教育。既要教孩子谋生,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还要学做人,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为了“言有教”,除了日常的教育之外,关中人更是将这一汇聚家族精神的内容凝于门楣之上,即使穷房也要修个富门楼,就是为了子孙后代铭记,让家族门风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图腾。“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行走关中乡村,无论是高宅大院,还是白屋寒门,随处可见门额上阴刻或阳刻的题字,不管是“勤俭持家”,还是“清白传家”,抑或是家和万事兴,它们都如庄户人家房屋上的“眼睛”,让你一眼便看到了这家人的心。
因为“自我约束”,所以关中人性情生冷倔蹭,庄敬实诚,不苟言笑的严肃表情,在外地人看来,或许有些冷傲,甚至木讷,其实他们的心比马路还宽,就连身材相貌都是粗壮敦实的。在做事上,也不喜张扬,讲究“咥实活”,一步一个脚印。这种性情表现在他们身上,便是以小济大、以柔济刚的忧患意识和“危言危行”、殷忧淑世的家国情怀。反映在个体身上,就造成了绵延不绝的“冷娃”辈出。例如蒲城人王鼎,就是典型代表,刚板硬正的他通过尸谏的方式上书道光皇帝,力陈香港不能割,和约不能签,穆彰阿不能用,林则徐不能贬。100年后,又是蒲城人,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演绎了比王鼎更加悲壮惨烈的爱国主题,让“西安事变”改写了历史走向。还有灞桥“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的孙蔚如将军,带着三万陕西“冷娃”血染中条山……这些表现人世间生命“欢实”和尊严的关中血性,都是缘于一个“自我约束”。不需要教唆,也不需要驱使,他们骨子里特有的天性,便使得他们自觉践行一个关中冷娃的人生标准。
因为“礼俗相交”,所以关中民风敦厚。尊老爱幼,待孝双亲,总是衡量一个人的品行第一标准。在家里,每一顿饭的第一碗饭要盛给年长者;在外面,吃酒席的首座总是让给长者;二月二是炒炒豆,五月送端午六月看忙罢……“一曰尊幼辈行,二曰造请拜揖,三曰请召送迎,四曰庆吊赠遗。”《吕氏乡约》不仅以详细的条款规范了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处事的礼节习俗,还记述了婚丧嫁娶“各量其力”的相关风情。“以礼勒行”,让关中有了礼仪之邦之准绳。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一个地域的风情,往往积淀着这个区域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成文的规范性乡规民约,《吕氏乡约》不仅从礼仪道德标准入手,对民众进行约束和教育,扬善抑恶,规正民风,还是关中地区逐渐消失的农耕文明和文化形式的记录。在蓄久成潮的文化寻根热里,这一携着那个流光溢彩年代的厚重蕴藏,再次成为人们心理结构的柱梁框架,绵延浸润关中大地,甚至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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