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是一堵墙□赵 丰
认识陈忠实先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和先生的合影，地点在鄠邑区（那时称户县）招待所南楼门庭外的台阶上。我已不清楚忠实为何而来，只记得那天，文友段景礼告诉我：陈忠实来了，在招待所，咱们去看看他。于是，在先生下榻的房间，我和段景礼、仝德甫、杨涛、刘博等鄠邑区的文友和先生有了一次短暂的交谈。所有的谈话内容都是关于文学的，直到现在，我还记着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搞文学的人总得牺牲点什么。”说那话时，先生往沙发背上重重一靠，似一堵墙靠在另一堵墙上，我心咯噔一跳，因为我那时正面临着文学与官场的抉择。
虽是夏天，但房间有空调，谈话也就十分顺畅。先生还说，不但要有牺牲精神，大气的作家还要在生活的缸中苦苦泡着，千万别急着出缸，像黄酒一样，酿的时间越长，才越有味道。大约先生在招待所的餐桌上喝了户县黄酒，所以才把黄酒和文学联系在了一起。
“发表作品容易，但要在文学大厦中立一块刻着你名字的里程碑就不容易了。那里程碑也可以理解为一堵墙，你觉得困了时闭上眼靠在那堵墙上心才觉得瓷实。”先生如是说。
先生消瘦的脸上，皱褶纵深，那皱褶会不会就是他所说的“一堵墙”上的美妙花纹？这个想法，是我以后才有的。那会儿我坐在床边，看着靠在沙发上的先生，仿佛觉得他就是一堵墙，屋墙、沙发背、忠实的腰，紧挨在一块，土墙、木墙、肉墙，三墙重叠，该是内容多么丰富而厚实的一堵墙啊。
辞别先生时，我们合了影。先生背着手，头稍向左偏，没有笑。我挨着忠实，他个儿比我高，我就觉得自己倚着一堵墙，身子自然往他那边靠。
之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先生，但既然在心中已竖起一堵墙，心就瓷实得多了。我想把忠实所说的那道墙竖在心中，而我又时刻倚着那堵墙，我就不会在文学的路上倒下。
1993年，陈忠实先生果然砌起了一道墙，那墙赫然刻着三个字：白鹿原。我是先在《当代》杂志读到它的，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就读完了第一遍，读毕，我才真正理解了先生曾在户县招待所说过的那番话。那时他是正在酝酿着那部鼎世之作呢，还是正在砌着那堵“墙”，我不得而知。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白鹿原》后，我买了一本。那砖头、枕头一般厚的《白鹿原》啊！先生曾说过要写一部可以用作枕头的一部书，而让我说，那不是一个枕头，而是一堵墙，一堵难以逾越的墙，像先生说过的那样，他可以“瓷实”地靠在上面歇歇了。
二十多年后，为了解户县农民思想家杨伟名的事迹，陈忠实先生多次来鄠邑区，我便与他有了更多的接触。期间，2012年的秋天，我去先生在西安石油大学的工作室，他送了我一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出版的《白鹿原》，并在扉页上签了名。
再读《白鹿原》，恍惚中，那砖头一般的书，忽的就在我眼前站了起来，宛然一堵厚重的墙。
在当代文学的大殿中，《白鹿原》是一座里程碑。
而陈忠实先生，则是一堵又高又厚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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