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饲养室 □马新武
我的老家在长安区北张村，集体经济时代，队上有个很大的饲养室，就坐落在村子南门口，离学校很近。饲养室为三间鞍间房，北边有磨面房、纸坊、井和菜园子；南边有公用厕所，门口放着高高的麦秸子；西边有一扇木制的栅栏门；东边是小堡子的大水壕。饲养室开有大门和窗子，大门安在三间鞍房中间，松木质，长方形，呈黑色；窗子镶在南北两间房中下部，一边一扇，高度一样。进了大门，3米宽的门道直通土炕，门道两边各有一个土圈，圈前有喂牲口用的长条形水泥槽；圈后北面有粮仓，分上下层，有木楼梯；圈后南面是堆草料的地方，有一个铡刀，用来切青草或麦秸，四周墙上则挂着犁、耙、鞍垫。饲养室的牲口主要是牛，槽里的草料总是被耕牛们风卷残云般地消灭干净，连槽帮子和垒牛槽的砖都被牛舔得光溜溜的，真是“人闲了吃烟，牛闲了舔砖”。
饲养室里常年住着一位年近六旬的饲养员，社员们管他叫孙老汉。孙老汉性子凉，说话慢，但他脚手勤快，总是把饲养室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孙老汉对牲口悉心照顾，添加草料、按时垫圈；农闲时，他还常把牲口拉出去拴在木桩上，扫去它们身上沾的脏物，并用自制的梳子把牲口毛刮得顺溜光滑。记得有年腊月的一天，饲养室里死了一头老牛，队上从兽医站请来医生验尸，发现是老死的。老牛死后，孙老汉的情绪极不稳定，一会抱头自责，一会儿号啕大哭，就像亲人去世般难过。
孙老汉待人接物也很有一套。他把饲养室作为过路人的服务站，三伏天，过路人渴了，便进来讨水喝，孙老汉总是用茶水招待。平时，队上谁家来亲戚地方不够住，在饲养室过夜便是很好的选择。记得小时候，我也曾在饲养室热炕上睡过几晚，孙老汉待我不薄，半夜还起来给我盖被子。每到下雨天，饲养室里更加热闹，社员们一股脑地涌进去，说是来找孙老汉聊天，结果聊着聊着就开耍了。大家把补了疤的雨靴往炕底下一甩，往磨得没有一点棱角的炕沿一坐，四五人一组地打扑克牌。炕脚地一边常有两个上了年纪的人在那“丢方”（一种土围棋），两人虽明争暗斗，却彼此谦让，互留余地，不把对方往绝路上逼。另一边常有几个老汉围在一起，趷蹴着抽旱烟，谝着国际形势、说着家长里短，旱烟没劲又加烟杆……饲养室里的人们说笑着、争论着，无论外面雨声多大，也遮不住这欢闹声。眼见饲养室里的人越聚越多，孙老汉却一直笑脸相迎，从不发脾气；待到人都走了，他又开始安静地打扫卫生。
每年冬天，饲养室最少要出两回粪，到了出粪日，孙老汉都会早早起来，早上6点准时打开饲养室正西面的栅栏门，等待社员们来拉粪。有一次轮到我家拉粪，母亲劳动积极性高，凌晨时分便唤我起来，一起拉着架子车到了饲养室的栅栏门前。母亲等了许久不见门开，着急地大喊：“娃他伯，开门来！”不一会儿，孙老汉出来了，手电一照，发现是我们，才笑着说：“咋来这么早？现在才4点多。”孙老汉让我们拉车进了饲养室，接着问：“是坐热炕等，还是装车拉粪？”母亲说“拉粪”，孙老汉便去墙边取了一张铁锨，给我们装了一车粪。临走时，他把手电给了我，还叮咛道：“路上小心，害怕就回来。”我听了很受感动。那天，我和母亲一共拉了三回粪，天刚麻麻亮便完成了任务，队长得知后还表扬了我们家。
上世纪80年代，实行包产到户。看着饲养室里的牲口和农具要被分到私人家里，孙老汉心里很不好受，在旮旯儿默默地抽着旱烟。他没有孩子，这些牲口就像他的孩子，别人要拉走，他既舍不得又无奈。孙老汉搬回老屋后不久，饲养室就租给了别人做拔丝场用，再后来村上把饲养室合成钱卖给了私人，之后便被拆了，这座历经30余年集体经济的产物自此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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