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师父”群体在崛起
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带着两个徒弟。”身材精瘦、个头不高，别看他年纪小，浑身上下抖落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气，显得非常自信。他是一名汽车装调工，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成绩，走到了本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的赛场。
他在一家4S店上班，来之前，把工作交待给两个徒弟，他才放心出门参赛。“一个月，我起码工作28天，徒弟跟着我干，他们虽然嫌累，还是愿意，因为他们能拿到最高的学徒工资。”易康笑着说。
在本届“振兴杯”的赛场上，像易康这样有“小师父”身份的参赛选手还有很多。他们的技术水平普遍较高，都是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小师父”群体普遍开始带徒弟，已悄然成为技能传承领域与过去的“老师父”带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喜忧参半的“小师父”们
90后的杨治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师父。他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身份征战“振兴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4S店工作，修车手艺不错的他，兜了一圈，又回到母校工作，成为一名老师。
当年，中专毕业的他，准备报考大专，有长辈曾委婉地劝他：“踏实学习一门手艺就行，没必再要浪费父母的钱。”
在老家甘肃天祝，父亲经营一家修车铺，他从小在工具堆里泡大，父亲希望他好好学习，不希望他继承家业继续修车。毕业后直觉告诉他，钣金行业更有前景，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汽车，对钣金修复有需求。他进入4S店工作，按照行规，跟着一个师父学习。没多久，师父离职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给杨治文解决，担子重了，机会也来了，所有的问题需要自己面对。3年后，他的技术突飞猛进，被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人才挖走。
在企业带徒弟，到学校里带学生，90后的“小师父”也会有烦恼。以前他修车，徒弟会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帮他收拾工具，很殷勤地打下手。如今，作为学校老师，给学生上课讲解实操工艺。讲台下有些同学爱听不听，甚至会摆出一副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反馈寥寥。
与杨治文经历相似。1989年出生的魏泽生也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发现，在企业中，徒弟对师父比较尊重，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有的同学还会直白地告诉他，读汽车修理专业只是为了混文凭，将来并不打算从事这一行。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相对于以前，如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更多，与师父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在企业，原来只有老师父才有资格带徒弟成为师父，如今由于生产需要，就需要更多的“小师父”带徒弟。
“小师父”们面临徒弟荒
比赛一结束，焊工王振走到赛场外面，在树荫下一坐，打开一瓶水，一口气就喝了大半。心情有些放松，他撸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了一些焊接留下的疤痕。
身为90后的他是国家电网江苏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自己刚干这一行时，遇到问题，就向有经验的老师父请教，他也会到处拜师学艺。碰壁也是常事，有的老师父比较保守，不肯爽快教技术。他也学会讲究策略，帮扫地和打下手。对方一高兴，他就戴着面具，蹲在旁边看，趁机多请教几个问题。
有时候，他还会“偷师学艺”。休息时，远远地看别人干活。有的焊接活儿比较难，他就会留心观察焊接的手势，不由自主地模仿起来，事后证明，还真能奏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带上徒弟了，但巴不得把最简单的技术教给他们。”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年轻的徒弟们对焊接手艺并不热爱。
与王振一起参加比赛的搭档余荣华，是一位80后师父，在国家电网浙江萧山的一家公司工作，虽然获得企业内部技能比赛不少奖项，参与焊接过世界最高的电塔，也曾带过四五十个徒弟，但发现最终留在这个行业的徒弟只有三四个人。有的徒弟干一个星期就离开了。
技工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报告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即便国家对技术工人比较重视，但是因为从事技术工作相对比较辛苦，行业的收入和社会评价偏低，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
来自江西的参赛选手罗宏伟，通过层层筛选，以省赛第一的成绩杀入振兴杯决赛。他在方大特钢工作，如今是一位85后的“小师父”。说起焊工的成长之路，他说得下笨功夫：“手上功夫的提高，还是要靠焊条喂出来。”
近几年，他也发现行业出现人才断层，表现就是90后的徒弟少了，甚至还出现师父多徒弟少的现象。
在他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的工作选择更多了。与自己这一代相比较，90后和00后家庭条件好了，很多孩子没有生活压力，并不愿意来吃苦从事这一行业。
“小师父”身段更柔软
记者在振兴杯赛场遇到了90后参赛选手王林林，他是一个拥有10年工龄的“小师父”，来自北汽集团，带过十几个徒弟。
“刚到公司时，我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是调整车门间隙，不过我对修车很感兴趣。”修车的岗位离他很近，一边工作，他一边还会悄悄观察修车程序。他是一个爱琢磨问题的人，时不时地偷师学艺。最后，如愿以偿来到修车的岗位。
跟着师父学习了半年时间，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尽管进步很快，他却觉得学习的过程比较痛苦，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成为师父之后，他才感觉当好人师并不容易。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他也会着急，别人3分钟干完，看到10分钟还没干完，跟不上生产节奏，他也会嚷上一句。
“事后，我会找机会和徒弟沟通，让他明白其中道理，会担心徒弟产生抵触心理。”王林林说出着急的真实原因，如果有一天徒弟们成为师父，需要独当一面时，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他发现如今90后和00后的徒弟少了，也有亲戚的孩子找到他想谋一碗技术饭，打听了工作环境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王林林坦言，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工作时我是他们的师父，下班后大家就是哥们儿。”他并不介意徒弟们在饭桌上开他玩笑，怎么说都行，与传统的师徒关系不同，毕竟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
有人认为，传统的师徒关系更像父子关系，而现在的师徒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交往更具有平等意识。但是这群“小师父”带徒弟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该较真时一样不含糊。
“小师父”应向“老师父”学习
85后选手孙新宇，是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名钳工，参与过坦克部件的生产，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一劳动奖章。他直言：“我也走过弯路，多亏遇到了师父，让我明确了发展方向。”
进入单位不久，通过一些企业的技术比武，孙新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总是觉得管理岗位比一线岗位要好，就申请干调度工作。”20岁出头的他，性格也比较内向，在管理岗位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干得不太顺心。
他的情况被同一个单位的师父张学海看在眼里，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的他，悄悄地把孙新宇叫到一边，“干得不如意吧，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技术岗位，要不跟我干？”一番话，说到了孙新宇的心窝里。张学海也主动帮着他办完内部调动手续，两人确定了师徒关系。
张学海没有看错人，从2015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技能大赛上，徒弟孙新宇一步一个台阶进步，从省赛第三名，再到第二名，最后获得第一名。
今年44岁的张学海也发现，一些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一线技能岗位工作。他培养人才的方式有些特别——师父主动找徒弟。在企业中，他更多在观察年轻人，觉得有人品不错、肯下功夫学习的，他就会主动找年轻人谈心，想办法拉过来进行培养。张学海带徒弟，并不会影响年轻人的本职工作，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带着他们钻研技术。慢慢地，年轻人的技术也随之提升。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从人才培养规律
张学海认为，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生产关系的师徒关系也要与时俱进，“小师父”群体的诞生也是应运而生的结果。他提出要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让想学技术的年轻人找得到师父，让高水平的师父能找到好苗子，形成伯乐和千里马的良好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如何提升企业的工匠精神？张学海发现，在一些国企中，技能培训容易流于形式，有的组织单位碍于人情，走一个过场了事。
“我国不需要把人人都培养成顶尖技术工人，事实上也很难，但企业不能缺技术领头人，不能缺优秀的师父，在此基础上再注重工匠精神的普及，我国的技术人才会有高峰也有高原，制造水平才能转型升级。”
顶尖的技术人才该如何培养？他认为，应该发挥国内技能大师的作用，除了技能攻关之外，一定要承担培养顶尖人才的职责。以点带面，我国企业的工匠精神的氛围才会越来越浓厚。
张学海总结，年轻的钳工成长的过程需要10年时间。不过，通过这几年的培训摸索，他有信心用3年就可以培养一个钳工人才。在他看来，年轻人可以速成，但绕不开基本的教育规律，让年轻人专注本职工作、持续地走下去是最难的。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学了几年之后自认为学到头了，就离开这个行业。可是，没有持续的积累，很难在行业中深入下去，最终只能浅尝辄止浪费人才资源。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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